鲁迅到仙台医专学习，得到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而且还有几位职员为他的食宿操心，更有藤野严九郎等先生的热心指教，亦不乏日本同窗的友情滋润，这多少冲淡了一点日本印象的阴影，使得鲁迅在孤寂的留学生活中颇能感受到几分宽慰，并且有了与日本学生近距离比较的机会。鲁迅觉得日本学生的“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民族自尊心得到慰藉。

     然而，随着日俄战争的推进，鲁迅的心境越来越感到压抑。日本战争宣传机器高效率地运转，煽动起日本民众狂热的战争热情，日本打败强大的沙俄，自信确立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滋生出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每逢日军取得一次胜利，古朴的仙台小城必被喧嚣的祝捷会、提灯游行所扰攘，幽静的仙台医专势难幸免，回荡着欢呼的声浪。在此情况下，中国留学生的心灵备受伤害。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撕杀争利，使受蹂躏的中国蒙羞，人民遭难；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支配地位，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怎能不让中国学子激愤满腔。1905年12月，清政府被迫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联名向清政府军机大臣发出反对条约的抗议电报。8000余名东京留日学生于12月4日开始实行总罢课，反对日本文部省11月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陈天华于12月8日在横滨海湾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留学生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秋瑾与200余人一道踏上归程。秋瑾在归国的航程中听人指点日俄海战的地方，又见日俄战争地图，写有一首诗，题为《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传达出海外游子的忧国忧民之心与报国救亡壮志。另一种主张继续留学生活，在日本坚持斗争，并成立了留学界维持会。早已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此时正在东京度寒假，积极参与留学生爱国运动，捐款支持留学界维持会。

     正是在日俄战争背景下，鲁迅位于中等的考试成绩受到日本学生的无端怀疑，事情很快就被澄清，流言不消自灭。鲁迅当时的委屈与愤慨可想而知，但他忍而未发。1905年12月东京的留学生爱国运动增强了他的抗争意志，1906年1月新开细菌学课，课上加映的幻灯片里中国人的被杀与充当麻木的看客，加之课堂上日本同学的鼓掌欢呼，让心灵备受伤害的鲁迅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做出了退学的决定。鲁迅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人中间了，他回到东京，寻找志同道合的同胞，孤独的心灵始能得到更多的安慰。

     二、20世纪初日本个性抬头的文化氛围强化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决断意志

     1900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去世，给亟待个性解放的日本带来了一股尼采热以及个人主义思潮。鲁迅所学的医学，属于德国学派，德语是仙台医专第一、二学年的必修课。在仙台医专的学习环境乃至20世纪初整个日本的文化氛围中，鲁迅对以强力意志说为特征的尼采学说多有接触。尼采不仅认为具有坚定个性的人才能立足于世，而且把艺术看作是强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家即高度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人。尼采桀骜不逊的人格与高度强调个性意志的思想，给鲁迅以新鲜而强烈的刺激，从弃医从文的重要选择以至终其一生，鲁迅的思想性格都打上了深深的尼采烙印。鲁迅与尼采的共鸣进而扩展到对德国文化深感兴趣，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后，他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固然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德文阅读和翻译德国作品，另外也暗含着将来赴德国留学深造的愿望。只是后来由于周作人在日本结婚，母亲与三弟生活也需要他来负担，他才不得不放弃了留学德国的愿望。

     1892年，日本近代文学先驱坪内逍遥开启了介绍易卜生的先河，1893年，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与《国民公敌》的不完整的日文翻译在杂志上刊出，1901年有完整的日译本问世，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也通过英译本、德译本读到易卜生的作品。1906年易卜生逝世前后，日本出现了长达六七年的易卜生热，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正好赶上由西方波及日本的易卜生热。易卜生主张个性解放、勇于向庸众挑战的思想锋芒，对于鲁迅形成“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同样起到了启迪作用。尼采与易卜生及其日本影响，给了鲁迅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决断的勇气。

     三、文人气质终于使他弃医从文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选择的热门专业是法政、实业与自然科学，这种选择自有其时代背景。鲁迅最初选择学医，所要走的也是科技救国的道路。

     然而，比起理性选择的自然科学来，鲁迅的个性气质更适于文学。他在南京路矿学堂时，探索新知的强烈欲望使得文学气质尚未影响到课业，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到日本的头两年，弘文学院的课程中文科占相当比重，鲁迅学习不甚吃力。而到了仙台医专，除了德语和伦理学及体操之外，都是理科，尽管他是那样用功，第一学年七门课程考试总平均成绩也不过65.5分，在142名同学中占第68位。饶有意味的是，七门课中成绩最好的是伦理学———83分，而其他课程除了组织学72.7分略高一点之外，其余都在60分上下。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他还能够利用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多方寻求新知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了仙台，课程内容枯燥，生活节奏紧张，学习压力很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在东京已经开始了的业余译著活动，此时由于课业繁重，不得不放慢脚步。他不仅感慨万分地叹道：“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鲁迅的文人气质来源于浙东文化的熏陶、家庭氛围的浸染与个人的天性。浙东文化源远流长，创立永康学派的陈亮，引领永嘉学派的叶适，开创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明代大儒刘基、宋濂、方孝儒、王阳明，明清之际黄宗羲，清代全祖望、黄以周、孙诒让、章学诚，近代章太炎等，构成了重视人的主体性等厚重的人文传统。鲁迅祖父周介孚对子弟的教育法“很特别”，虽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在这种宽松别致的教育方法引导下，鲁迅得以从自家、蒙师、亲属那里读到很多小说、野史等文史杂书，汲取了丰富的文学素养，形成了雅俗兼备的审美能力。地域文化、家庭氛围以及周介孚个性狷介、敏感而犀利的天性遗传等因素，铸成了鲁迅的文人气质和益于走向文学道路的知识结构。这种内在要求对个人生活道路的抉择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外在的刺激来临，内在的要求立刻发生难以逆转的作用。鲁迅的弃医从文即是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此类现象。譬如郭沫若、郁达夫，虽然完成了各自的学业（前者为医学，后者为经济学），最终还是走上了文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