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前景：敝開「非私有化」的可能世界
　　　　
　　冷戰已經結束。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遠未消散。在今日中、外媒體中隨時可見的種種主流論述，例如「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或「私有化是唯一光明大道」等等，尚不是後冷戰時代的冷凝思索，而毋寧是冷戰時代之殘餘。後冷戰時代的本真歷史思維只有在徹底拋棄冷戰雙方的意識形態後才會發端。只有對冷戰「社會主義」之不可行性 (inteasibility) 與冷戰「資本主義」之不合理 (irrationality) 二者有同樣深入的認識，才有可能真正思考更合理也更可行的社會發展道路。拋棄「私有制必然滅亡」的歷史決定論，決不意味著必須接受「私有制是唯一道路」的先驗決定論。歷史從來不承認任何「Only way」。
　　　　
　　在目前主流論述的支配性影響下，不但海外，而且大陸本身的種種信息似乎都試圖讓人相信：十多年來大陸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就主要來自於私人企業的發展，亦即來自私有化的發展。這不失為一個符合時尚的神話，可惜不是事實。我們寧可相信世界銀行以及眾多西方學者對中國實地考察後得出的相反結論，即：中國經濟改革最突出之處恰恰在於它不是得力於私人企業和私有化的發展，而是出乎意料地得力於集體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特別是鄉鎮集體企業之飛躍發展。流行的神話實際主要來自於將鄉鎮企業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算作了私人企業和私有制。事實上，正如世界銀行中國鄉鎮企業實地考察報告 (世行一九九零出版) 所反復強調的；第一、中國鄉鎮企業的主體乃是「鄉土社區」(rural community) 如鄉 (原公社)、村 (原大隊)、隊 (原小隊) 等集體所有的企業，並且主要致力於本鄉本土的社區發展；第二，即使鄉鎮企業中的私人企業，通常也只有依靠鄉土社區的扶持才能起步和發展，因此與本地社區的關係同樣相當密切。
　　　　
　　私有化的神話日益流行的另一原因或許還在於：私人企業的數量確實極大，從而往往使人忽視了中國目前私人企業更根本的特點即：規模小、產值低。事實上，中國鄉鎮企業中規模較大較成熟的企業中幾乎少有私人企業。對中國十省三百一十九個縣各縣前三至五位的較大型鄉鎮企業調查表明：私人企業在這類較大較成熟鄉鎮企業中只佔百分之二，而鄉一級的集體企業佔其百分八十二點五 (村一級佔百分之十二點五，聯戶辦百分之三)。因此，在中國鄉鎮企業中，私人企業與集體企業的關係大祗是：前者數目甚多，但所佔產值卻甚小；後者數目不多，但產值卻大大超過前者。這從世界銀行的考察報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在中國鄉鎮企業最突出的樣板之一，也是中國農村縣中最工業化的無鍚縣 (所謂「蘇南模式」) 為例，集體企業在全縣鄉鎮企業數目上的比重只佔百分之三十六，但在產值上的比例卻佔全縣的百分之九十六。反過來，在私人企業更發達，同時以與香港掛釣密切聞名的南海縣 (「廣東模式」)，個體企業在數量上雖然高達佔全鯀鄉鎮企業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二，但產值上卻僅佔百分之九。進一步言之，即使在被稱中國最自由化地區的安徵省界首縣 (相當近為「溫州模式」)，個體鄉鎮企業佔全縣鄉企業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二，但產值上也僅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二，而鄉辦企業在數量上雖然只佔該縣鄉鎮企業的百分之四點七，產值上卻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私人鄉土企業儘管星羅棋布，但在中國鄉鎮企業創造的總收入中所佔比例卻並不是很高 (在私人企業發展迅猛的一九八四至八六年，私人鄉鎮企業在全國鄉鎮企業總收入中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點七；百分之十七點五；百分之二十三點五)。
　　　　
　　如果世界銀行及眾多學者們的實地考察結果基本可信，那麼，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所證明的恰恰是：非私有化道路的發展 (Development without Privatization) 有其充份可能。事實上，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這十年中，中國工業產值增長額總數為人民幣一萬八仟七佰七十億，其中來自私人企業的僅佔百分之六點九。
　　　　
二、鄉土中國變遷：「中國現代性」之出場
　　　　
　　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中國農村改革，絕不僅僅只是四九年以來共產黨體制的改造，而且更是世世代代以來「鄉土中國」基本結構的根本改造。農村改革的最深刻之處，實際尚不在於它傲人的經濟成就，而是在於它歷史性地啟動了古老鄉土中國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短短幾年內，近一億農民擺脫了農業生產，這是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從未有過的翻天覆地的大事，因為它意味著華夏民族有史以來第一次開始走出所謂Involution的惡性生產方式 (即以不斷投入農業勞動人口來增加農產產量，維持全社會生計，Philip Huang所謂「無發展的增長」)，從而真正開始告別秦漢以來即已定型的傳統鄉土中國的格局。正是在這意義上，七八年以來的農村改革實可視為「中國現代性」之真正歷史出場。
　　　　
　　不同於「西方現代性」，中國農民告別農業社會的方式不是蜂擁擠入城市，不是變成完全喪失鄉土的赤裸裸的無產者，而是在鄉土中國的廣大土地上創造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一極為獨特的中國發展模式。這既不出自經濟學家的設計，也非來自政治領袖的意志，而只不過是被鄉土中國的生存困境所逼迫而成，從而恰恰無意中 (unintended) 發揮了Gerschenkron所謂「落後的優勢」(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62)。中國鄉鎮企業崛起的最深刻歷史意義或許在於，它為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微觀社會組織基礎。不同於一般把企業建在鄉村，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不是以削弱、破壞，以至最終摧毀原有鄉土社區為代價，而是與其母體鄉土社區結成唇齒相依、濡沫相濟的極為緊密的「共生共榮」關係，從而有力地加強並重建了鄉土中國的生活共同體。這似乎意味著，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或許可能創造不以徹底摧毀鄉土社會為代價的歷史經驗，果如此，這不僅對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之歷史延續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而且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莫大貢獻。
　　　　
　　毫無疑問，中國鄉鎮企業的這種特點太不符合「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因為根據這種標準，現代性之根本即在經濟與社會必須分離，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必須分離。中國鄉鎮企業的特點，從各方面為似乎也都更近似西方十八世紀產業革命前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所謂「原初工業化」(porto- industrialization) 或所謂「工業化前的工業化」階段，其特點也是勞動者與鄉土社會尚未完全分離 (Cf. Kriedte等，Industrialization 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81; 及Berg等，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1983)。從這種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出發，自然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集體所有而與鄉土母體相聯的中國鄉鎮企業，只不過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不得已的特定過渡階段，遲早而且必須被私有化大生產的城市工業系統所整合、取代，不然就是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失敗。
　　　　
　　同樣，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國鄉鎮企業幾乎不能算是西方意義上的企業。因為根據世界銀行的考察和對十省三百一十九個縣較成熟大型鄉鎮企業的調查，中國鄉鎮企業幾乎普遍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企業經營的首要目標，而是以「擴大鄉親們的就業機會」和「為本鄉本土增加福利」為最優先的兩條原則。由此自然更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社區集體所有就是不行，只有徹底私有化，才能以利潤最大化為第一原則，等等。
　　　　
　　總之，從西方現代性及其派生理論出發，中國鄉鎮集體企業至多只是不得已的、過渡的現象，只表明中國之極端落後。但如上所言，中國鄉鎮企業本來就是由於鄉土中國生存困境所迫而無意中發揮了「落後的優勢」的結果。如果不充份著眼於鄉土中國種種世界獨一無二的條件，硬性按照西方現代性的標準去追求經濟與社會的分離，企業與社區相獨立等等，其結果多半不是變落後為不落後，而是將「落後的優勢」變成「無優勢的落後」。中國鄉鎮企業所提出的問題，毋寧應該寫作：中國現代性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並正在形成對西方現代化的一種Alternative。
　　　　
　　事實上，西方現代性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西方工業發展模式，在七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對西方工業的強烈衝擊後，早已引起西方理論各界和企業界的全面反省和檢討。檢討的中心問題之一事實上正是以亞當‧斯密勞動分工論等為基礎的這種經濟與社會相分離、企業與社區相分離的基本觀念。七十年代後期，人們主要還只是對這種工業模式提出某種補充性機制，從而有「工業二元論」(Industrial Dualism) 等理論之提出。亦即認為，在高度集中，自成一體而與社會相獨立的大企業生產系統中，事實上不能不有另一套補充機制，即高度分散、與社區聯繫密切的靈活小企業的系統。這後一套機制七十年後在意大利、西德、法國等的蓬勃發展尤其引起西方企業界的高度關注 (Cf. Berger and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1980)。然而，一九八四年M. I. T現代技術教授Piore和現代社會科學教授Sable提出「第二次工業分水嶺」(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ve for Prosperity, 1984)，則以其對西方工業發展道路的全面歷史考察，更為嚴峻地指出，六十年代以後西方工業的衰退決非偶然，而是西方工業發展模式的內在脆弱機制所導致，西方正面臨「第二次工業分水嶺」，從而引起極大反響。他們所謂「第一次工業分水嶺」，實際即是指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企業與社區相分離、經濟與社會相分離的「大企業、大生產、大市場」道路；而所謂「第二次工業分水嶺」實際即是指的今日西方應在高技術的條件下重新尋回經濟與社會的結合、企業與社區的結合、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從西方工業發展本身的這種趨勢看，我們或應更有理由認為：扎根於中國鄉土社區之中的中國鄉鎮集體企業，大可不必非按西方的老路，先過「第一次工業分水嶺」，以後再過「第二次工業分水嶺」。相反，中國鄉鎮企業若能逐步與現代高科技緊密結合 (中國以／促進鄉鎮企業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為目標的「星火計劃」實應提到更高的層次上進行)，事實上不是不可能直接站在「第二次工業分水嶺」高度。
　　　　
三、文化中國：以鄉土中國為依托
　　　　
　　以「中國現代性」為主題 以「中國社會科學」為先導淵遠流長的傳統中國文化，與同樣源遠流長的傳統鄉土中國，向來構成難解難分的共生體。近代以來文化中國的日漸凋零，亦與近代以來鄉土中國的日趨衰敗相同步。由此而言，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自我轉化、將不可能完全脫離鄉土中國的創造性自我轉化。但同樣可以認為，一旦鄉土中國自我轉化的歷史契機現身出場，那麼文化中國的再獲新生或已將為時不遠。
　　　　
　　十餘年來的農村改革事實上已經將一系列的問題提到了「文化中國」研究者們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場巨大變遷將會為華夏子孫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 (Local Communities)？甚麼樣的社會組織和網絡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Network)？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Shatters of Everyday life)？所有這些問題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內涵，也應成為「文化中國」的主題。如果說，現代西方人所理解的財產關係、權利結構、公民身份、民主參與等等，無一不是歷史地生成於西方現代性──以農業西方轉向工業西方為發端──的過程之中，並隨著西方現代性之開展而不斷演化、完善，那麼，不難想見，今後中國人關於財產關係、權利結構、公民身份、民主參等一切問題的理解，也將隨著「中國現代性」之歷史出場而逐步成型。這種歷史契機的出現，無疑一方面使得比較社會文化的研究不能不提到一個全新的高度來進行，另一方面，更使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變得份外迫切。我們或可期望，正是這種比較研究和經驗研究的雙重壓力，將使「文化中國」的內涵日益豐滿。
　　　　
　　誠如人們所知，西方現代性的成就之一是它促發了所謂「社會科學」這一原本不存在之物的興起和發展。現在人們所說的「社會科學」，事實上乃是西方現代性的歷史進展同步而行的。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一方面深受歷史遠悠久的西方哲學和西方人文學之薰陶，一方面又以其對西方現代社會的更直接把握和經驗研究，而不斷給西方當代哲學和人文學的思索提供新的刺激。晚近以來西方哲學、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互動尤已達到相溶難分的地步。與此相比，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和人文學與中國社會科學之間卻似遠未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今日或有必要適當調整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發展的傾斜，即過份以哲學、思想史、人文學等為先導，卻常常無意地使社會科學淪為前者的附庸和工具。下一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或將以中國社會科學的充份發達為先導；而中國社會科學的真正發展唯有建立在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之上才有可能。不妨說，當中國社會科學的成熟達到能夠基本把握「鄉土中國」的歷史變遷，而又與中國哲學和中國人文學的傳統達到高度的互動之時，那也就是「文化中國」有所落實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