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不一定是按照它所给出的方向来变化的。

     一般说来,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显现。正是因为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人们才会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文学作品呈现出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将其奉为经典。席勒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弥合被不合理的现实分裂了的人性的重要功能;马尔库塞坚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于在异化的社会中保留人的自由本性,从而为生活艺术化的社会之到来做预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同样的理论预设,即文学艺术按其本性而言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精神。因此,所谓文学经典也就是那些最能够充分展示特定时期人类乌托邦精神的作品。如果说乌托邦乃是人类精神之梦,那么,文学经典也就是人类之梦的话语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乌托邦、人类精神之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性范畴,因此,对它们的理解及其内涵的界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样一来,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就常常呈现出相互转换的关系。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曾经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核心话语,曾经激励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这些概念便转化为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了。同样,作为人类精神之梦的话语表征,文学经典自然也具有历史性,绝对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之物。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昔日的文学经典迟早会受到冷落直至被弃置不顾。

     　　　　　　　　　　　　　　　 二

     如前所述,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经典的地位迟早会受到挑战,而且,社会文化变化程度越大,这种挑战也就越严重。就中国而言,“五四”时期,唐诗、宋词这些经过千百年考验的文学经典被视为“贵族文学”、“隐逸文学”、“山林文学”而受到贬斥。相反,倒是杂剧元曲、《西厢记》、《红楼梦》之类以往被主流文化所压制排挤的文学作品渐渐被奉为圭臬,成为新的文学经典。随着社会文化剧烈变革时期的结束,旧经典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昔日的魅力,新经典也继续受到人们推崇——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在文学经典的谱系中会常常出现新成员,但原有经典却很难被完全遗忘。

     但是,今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却较之“五四”时期更为严峻。“五四”时期文学经典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随着这两种价值观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经典面临的挑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今日之文学经典,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经典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在图像文化远不如书写文化发达的时代,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曾经长期承担着知识阶层业余消遣的功能。然而在今天,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作品层出不穷,举凡古今中外曾经有过的艺术类型或风格,无论是雄浑豪迈的,还是淡远飘逸的;无论是清新自然的,还是华丽绮靡的;无论是含蓄蕴藉的,还是古朴直白的;无论是金戈铁马的,还是晓风残月的;无论是哀婉凄迷的,还是诙谐滑稽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足堪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机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更有甚者,即使还有一些时间留给了阅读,却又冒出了许多侦探的、武侠的、科幻的、个人隐私的等等文字书写来与文学经典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此类作品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经典的。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

     其次,大众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功能摧毁了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蔑视权威,蔑视经典,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将某种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的境地。例如,在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和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中,古今中外,无论是神佛的庄严宝相还是圣贤的醒世箴言;无论是客观无伪的科学知识,还是神圣严肃的道德信条,一律可以作为笑料而用之。诸如反讽、戏拟、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这里都变成了解构经典的有效手段。在大众文化面前,文学经典就像一个自尊自贵的书生面对一群泼皮无赖的顽童一样束手无策。

     另外,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它并不像以往文化变革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来贬低旧经典,确立新经典,而是并不树立敌人,毫无竞争的姿态,甚至还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大众文化在摧毁文学经典神圣地位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着文学经典的影响面。以往只有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有关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审美的知识,也会通过大众文化而为广大百姓所了解。这表明,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轻率地予以评判。要真正弄清楚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还应该深入到对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追问之中。

     　　　　　　　　　　　　　　　三

     如前所述,文学经典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与传播现象,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与知识阶层的整体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从知识阶层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角度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轨迹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从客观效应而不是主观动机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往的一切文学经典都可以看做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那个特定知识阶层或精英集团价值观念的显现,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他们具有特权地位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证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诗经》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被儒家士人推崇为“道”的载体,而“道”正是古代士人阶层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共名,因此,也是士人阶层社会身份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即“道”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象征性符号。孔子以降,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把为天下制定价值规范,即充当天下的“立法者”作为自身社会角色的基本定位。《诗经》既然是“道”的文本形式,当然就在整个士人文化的语境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经典。反过来说,《诗经》成为经典也就意味着士人阶层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说从先秦至两汉文学经典的形成主要与士人阶层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那么,魏晋六朝以降,随着文学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的精神活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呈现出独立化、成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业已获得稳固地位的士人阶层,因为各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开始向着纯精神空间拓展了。对精神空间的拓展在客观上使这个已然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其领导者身份。如果说玄学是在形而上领域确立他们的话语权,清谈是在交往方式与时尚方面强化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那么,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则是在审美层面上凸现他们的精神贵族品位。这些精神活动的共同效应是使知识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也包括靠武力获得政权的统治集团区别开来,从而彰显其对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容置疑的绝对领导地位。诗文书画的“雅化”追求与玄学的探赜索隐一样都是这个阶层自尊自贵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只要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阶层的身份性标志。

     虽然六朝时期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士族文人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与汉代以及隋唐以后的士人阶层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拓展出来的精神空间却为后世士人所接受,而且,他们也同样把文学艺术作为自身特殊社会身份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也必然是那些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身份特征的作品。由于两千多年中士人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经典也具有某种稳定性。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经典是由文学作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可以超越于历史之上。然而,只要认真看一看“五四”以来近百年间不断出现的对经典的重新选择与确认,我们就不难看出经典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也不难看出经典与言说者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了。

     但是,事情依然有更复杂的一面,文学经典本身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超越历史性限制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因素吗?例如唐诗宋词,过去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性标志,可是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欣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这样来理解:从具体的社会逻辑来看,文学经典的确具有确证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知识阶层社会身份的客观效应;但从文化逻辑角度看,文学经典又是人类探索并展现精神世界的产物。正是后者使之具有某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精神上还存在某种相通性,那些深刻而巧妙地展示了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惊叹的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所在。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今人与古人之间的那种“相通性”会越来越小,与之相应,以往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也必然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任何审美趣味与评价标准都具有历史性,就其产生并获得主导地位而言,必然与某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但由于它们同时关涉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空间,故而其影响力往往并不随着其赖以产生的社会阶层的消失而消失。我们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阶级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大拓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曾经为他们所垄断并成为其身份的确证方式,后来贵族阶级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许多精神文化成果却长期为人类所共享。文学经典也同样如此,它们无疑与身份、权力相关,但并不与之共进退。

     　　　　　　　　　　　　　　四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了文学经典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逻辑,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文学经典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善待经典。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以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解剖经典产生的社会原因,揭示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从而揭去蒙在经典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典之于今日的价值。经典生成的深层逻辑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与它们拥有的精神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李后主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无疑是出于身世的巨变而发出的哀怨与叹息,完全是个人的情感表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牵动后世无数多情之人的心弦。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是远远大于它们生成的原因的。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经典,我们都应该抱有充分的敬意,因为它们的确都从各自的角度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意义之维。
其次,我们不必迷信经典。任何经典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都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决定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必然有不同的言说方式。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也应该面向当下生活实际,满足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文学经典固然有其伟大之处,但无论如何它们也无法取代现实的文学,而且也不必然地高于现实的文学。按照清人叶燮的观点,任何文学在产生之日都是“变”的,即处于边缘状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也会成为“正”,即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成为经典了。所以,迷信经典而贬抑现实的文学,无疑是王充和葛洪早就批判过的“贵远贱近”、“贵古贱今”的浅陋鄙俗之见。

     第三,今日的文学是否还能够产生经典?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什么比“预见”更危险的了,根据以往的经验,一种文学经典的产生总是有赖于某种一体化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因此,面对今日日益多元化并且时时处于变化之中的文化现状,传统意义上那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学经典是很难再产生出来了。而且,随着消费社会的形成,文化消费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要动力,文学实际上已然进入市场,成了一种特殊的消费品。消费品的特点是花样翻新,最好是一次性的,否则,市场便无法运转。在市场规律的制约下,今日的文学大有成为“文化快餐”的趋势,大量涌现的新作品摆在人们面前,这无疑也会影响新的文学经典的形成。总之,在相对稳定甚至是静止状态的传统社会中,文化领导权总是被一些知识精英所控制,因而,也最容易形成一体化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文学经典形成的最佳土壤;相反,在多元化的、变化节奏快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可以真正掌控人们的思想,因而,也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形态就不利于文学经典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