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的成败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那么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16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功绩赫赫，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19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的结局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成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张居正被诬之际，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他的反对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可在这种情况下，为他平反的不仅是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这还不止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

　　例如，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引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官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呵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昭雪张居正而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不顾自身的恩怨，前赴后继地为之鸣冤？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末！明代人说:"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清代人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背景。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从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

　　●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晚明王朝并不乏有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作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得到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后来又遭受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的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到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王朝也就走到历史的尽头。(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