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匈奴之称形成于战国时期。对中原诸国而言，匈奴是北方最大的威胁，所以才有燕长城、赵长城和秦长城的修建。此前匈奴或称鬼方，或称山戎，或称猃狁，或称荤粥，多养马、牛、羊等牧畜，逐水草而居，过着悠放、豪爽、雄健而又艰辛的游牧生活。《史记·

匈奴列传》称其为“夏后氏之苗裔”，先祖叫“淳维”，虽系出自传说，但是匈奴与中原华夏诸族同为蒙古人种，只是不同文而已，确是不易的事实。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由于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局限，只能选择游牧生活。而黄河中下游地区诸族中，商族与早期置身于东夷的“秦人”，也都是游牧精于农耕的部族。秦人之所以能被周孝王看中，被安置于汧渭之会为周王室养马；其造父一支之所以能一日千里驱车送周穆王由天山赶回宗周，平定徐偃王之乱，并因此被封在赵；而赵武灵王之所以在战国中期率先改革，实行胡服骑射，与后来崛起的秦国均能威慑匈奴，使之轻易不敢南进，全与他们丰富的游牧经历密不可分。在周代，中原诸族最终选定了以农立国，奠定了相应的礼仪制度。后来无论是赵还是秦，都皈依了农耕文化，但同时也将游牧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引入其中，推动了农耕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以后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来秦始皇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推动匈奴与中原帝国的结合，但是秦朝的迅速灭亡却使这种可能没有成为历史现实。汉朝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调整之后，在与匈奴的长期斗智斗勇中，以稳固、强大、繁盛、有后劲的农业社会为基础，逐步夺取了主导权，不断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尤其是与匈奴族的融合，为唐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化创造了条件。

　　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而以和亲为形式的昭君文化恰恰适应与代表了这一进步趋势。这是王昭君能被世代传颂，能被各族人民充分肯定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典型除了王昭君之外，只有唐代的文成公主。她们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中的两座丰碑。

二

　　和亲政策自古以来就是民族间、国家间解决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时是强者的恩赐与笼络，有时是弱者的求和与屈从，有时是对等者的利益结盟，有时是敌对双方的暂时平衡，处处体现着智与勇、忠与奸的角逐。

　　而汉代的和亲政策，自汉高祖平城之围开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与汉朝由初创至发展，由发展到极盛，再由盛转衰的历程十分合拍。也就是说，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汉朝统治者对匈奴先蔑视，继而震慄，进而忍辱负重，终至战略反攻，引来朝野欢庆，转而得意忘形，穷兵黩武，乃至府库空竭，民怨沸腾，最后归于理性务实，使匈奴首次大举内附，赢得民族融合的重大转折。150年的铁血战火，通过昭君出塞，换来50年的和平。

　　昭君出塞并非汉代第一次和亲。从汉高祖开始，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至武帝之初的数代之中，和亲是一贯的政策。和亲以满足匈奴的欲望，换来的是短暂的安宁与力量积聚所需的时间。可以这样说，和亲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不会使民族间的融合发生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需要条件。而这种条件的出现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强者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王昭君出塞，一方面汉朝在武帝晚年已经耗尽国力，再也没有力量将战争持续下去。经历昭宣的短暂中兴后，国力虽有所恢复，却依然难以承受战争之重，所以和亲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在匈奴方面，恰恰也陷入困境。首先是内争不断，并引发南北匈奴的分裂；其次是由于不能与汉朝正常互市，民愈困，国愈穷；再次乌桓等东胡部族迅速强大，对匈奴也构成严重威胁。在此种种不利情况下，南匈奴内附，寻求汉政权的保护，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朝觐、质子加上贡赋，使自己成为外臣，也成为南匈奴唯一正确的选择。过去所有的障碍都迎刃而解，一切水到渠成。这是汉匈利益平衡的结果，是汉匈有条件妥协的结果，也是汉匈理性思考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历史造就了王昭君，而王昭君也当之无愧地实现了历史赋予她的责任，出色地完成了和平使者的历史重任，成为一个成功者。

三

　　自晋以来，王昭君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红颜薄命成了主题。无论是庾信的“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还是沈佺期的“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更有李白的“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无不悲悲切切，栖栖惶惶，说不完的愁苦，道不尽的哀怨。他们除了痛斥“骄虏”和“画师”之外，汉元帝也难以遁身，才有了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的诗句。总之，王昭君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到了当代，则有了这是封建时代重男轻女思想典型反映的批评。

　　中国古代是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但是在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妇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均作出过重要贡献，她们的地位绝非如宋明理学家腐朽妇女观泛滥时那般的卑下与无助。仅《隋书·经籍志》所列《列女传》就有刘向《列女传》、赵母注《列女传》、高氏《列女传》、刘歆《列女传颂》、曹植《列女传賛》、缪袭《列女传賛》，项原《列女后传》、皇甫谧《列女传》、綦母邃《列女传》和《女记》、《美妇人传》等12种之多。范晔在《后汉书》中创《皇后纪》和《列女传》于正史，以尚女德。这里所谓的“列女”，并非如宋代以后所谓的“贞节烈女”，而正如范晔在《列女传》叙中所言，是要把东汉时期如“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女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的种种才行高秀的女子德行公诸于世，加以表扬。

　　综观两汉历史，就后妃而言，前汉有汉高祖吕后、孝文窦后、孝宣王后；后汉有明德马后、和熹邓后、顺烈梁后，在政治上各有一番作为，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又卓文君之大胆追求幸福；冯嫽之安定西域乌孙国；班昭之博学多闻，著述等身；桓少君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曹娥之为父尽孝；赵娥之为父报怨；蔡文姬之博学多才，妙于音律，均体现出汉代妇女的聪明才智。而王昭君则是千千万万汉代妇女中的又一个杰出代表。

　　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特意作出如下记述：

　　(王)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勑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勑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这段记载是正史中唯一完整的记录(《汉书》中仅有二处个别文字涉及)，为我们了解王昭君的事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由于王昭君在困境中勇于自拔，顾大局，识大体，才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跃身成为替国家和百姓带来长久和平，促进汉匈加速民族融合的巾帼英雄。虽然当时她并未彻底解决汉匈矛盾，然而到了东汉，匈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与她的行为不无因果，后人也因此永远记住了她。

王昭君在远嫁匈奴前后，肯定有哀怨，有无奈，但更有决绝，有志气。我们不能被古代文人学士的浪漫悲情与道德偏见所左右，应该看到王昭君是一个有真性情，敢作为，求幸福，能屈伸的女中大丈夫，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作者单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