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我们历史演变的经验，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传统不能割断，二是世界不能脱离。清代的问题，就是它与世界相脱离，闭上了对外交往的大门。近30年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目标之一就是让我们进入世界的大家庭，不脱离开世界大势来孤立地考虑自己的问题。

　　历史的反思，传统的承继，归根结底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因此近年的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国学的提倡，诚然是理所必至的好事情。可是随着大家为重建传统所做的努力，也有一些意外之见和意外之行，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比如小学生设立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还要摇头晃脑，此理实不可解。又比如有人提出恢复黄帝纪历，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公元来纪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要一步，连纪历都要改变，近代以来未之闻也。虽然是个别的说法，也够让人感到意外的了。有人提出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服装要穿所谓“汉服”。什么是“汉服”？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清朝的？还有的提出要改学位服，我的看法，这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文明是有它的共相的。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求同”比“立异”重要得多。虽然我们做学术研究不能不区分出“异”，但是区分“异”的目标结果是为了求其“同”。

　　我历来认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异”来追求那个“同”。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中谈到对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而比较的结果和目的，是尚同，“心同理同”、“貌异心同”一类字眼，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不刻意“立异”，而是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大学者，都不以“立异”为尚，“立异”不是有学问的表现。

　　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在很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化的模式不应该是一个。从历史上来看，以前的两个模式，一个是欧洲的模式，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模式；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模式，也是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模式。但是，当东亚兴起之后，特别是中国兴盛之后，人们在探讨有没有第三种现代化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欧洲、北美的模式一定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定。

　　尽管如此，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层面，比如生存的渴望、爱的追求、趋利避害的心理、对灾难的应对等等，这些人性的基本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而不是简单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照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是最能见出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但已故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连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们在重建文化传统的过程当中，一些传统节日恢复了原来的位置，我对此是完全赞同的。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非常富有文化意味的中国传统节日，历来为我国民众所喜爱，放假、休闲、游乐，不仅是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的狂欢。

　　但我们亦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类文明当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共相的东西，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