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来源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个观点，自法国的伏尔泰等人首先论述以来，似乎已成公论。其实，即使是为了形象表述，并非恰当地将专制社会的官员比附为法制社会的公务员，古代的科举考试也不等同于现代的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考试”的由来 古人任官，必先具备“出身”，诸如门荫任子，察举征辟，吏道军功，科举及第，都是出身。有了出身，还须经过人事部门举办的考试才能正式授职。 约在西汉中后期陆续出台的一些措施，如博士必须策试授职，吏道必须先试书律等，大抵就是从考察文化素质和仕宦能力意义上之“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渊源了。 至东汉，由点及面，逐步铺开。先从弊病最多的举荐辟召几种资格入手。光武帝提出的原则是：“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授试以职”，就是凡以这类资格入仕的，一概要经过考试才能授职。 不过证之实践，这种在当时来讲犹属“新生事物”的做法，好像要到安顺时期才最终形成制度化。大致情况是，凡获取这些资格的人，一律先到三公府署参加笔试。原先身份是学生的“试家法”，就是教师传授的专科经典。原先身份是文吏的“课笺奏”，就是公文写作。试卷还要誊录副本，派专人送至尚书办公的端门（皇宫的正南门），由尚书复审。此为王光谦在《汉书集解》中的讲法。但《后汉书》卷六一记，后来尚书省内有个争论：尚书张盛建议取消“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的办法。尚书令黄琼反驳说：“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似乎也可理解为先在公府初试，再去端门复试。 《后汉书》卷四四以及注引中，还记有一个实例：南郡毕容人胡广，“少孤贫”而“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可能是贫困的缘故，没去太学深造，“随辈入郡为散吏”。其后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法真从故乡来父亲任上探亲。父亲召开机关大会，他躲在窗后观察，对父亲说胡广是人才。于是法真为胡广办了一个“察孝廉”的资格，送往京师。因为其原先的身份是吏员，只能“试以章奏”，而非他最擅长的儒学经典。不过胡广确实能干，章奏试卷经御览后，被评为“天下第一”，不久便授职尚书郎。 从这些细节估计，彼时人事部门执行有关规定还是比较认真的。察举孝（廉）秀（才）、荐举文吏是汉代选拔后备官员的常科，又为以后历朝各代所沿袭，因而此科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切实执行，不仅开启科举制度先河，在中国选官考试史、或干脆说“公务员”考试史上，也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在此同时或前后，诸如明经、明法科的考试，博士弟子入仕的课试等，也都建立了详明的抽签考试（即“射策”）制度，不合格者一律送进太学重新学习。大体而言，古代的“公务员”考试，滥觞于秦代，出现于西汉，到东汉基本成型。 宋代，科举出身成为官员来源之最称精英的部分。凡从教育部（礼部）获得出身者，直接由吏部授职，从实习官员做起。但是就官员总量看，由门荫、军功、学校、杂流出身者，远远超过科举。所以这些出身也只能说是具有报考“公务员”的资格。要想当官，都得通过吏部组织的统一考试，内容是试判三道，比唐五代还多了一场。 宋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复有范仲淹主持制定的铨试法颁行，是为“宋代针对荫补人出官而实行系统考试的第一次完整立法，对考试对象、考试办法、考试内容、考试后的录用等都有明确规定”（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迄神宗时，王安石主持“熙宁新政”，这个“公务员考试法”又经修订颁行，更加完备。据苗书梅教授综核史料概括，其特点大抵是：一，扩大应试范围，最显著的是即便科举出身者，也得通过吏部铨试才能出官；二，考试次数增多，每年举办春秋两次；三，考试内容更加丰富，针对不同出身，有“断案”即司法实务、“律义”即法规典章知识、“时议”即时事政治、“经义”即经典问答等各种试卷。此外，对于什么条件方可免试等，都有更详细的规定。 升职的依据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入仕资格而候选于人事部门(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到宋代称“脚色”。“脚色”名称又为元、明沿袭，元杂剧《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递的脚色来我看”的台词。近人黄遵宪诗云:“指问座上客，脚色能具详”（《番客篇》），说明该称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历是国家选官任职的第一位依据，《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陈章甫科举及第，就是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有入仕的资格了。但不知哪道环节出了毛病，吏部没找到他的履历，所以公布“选人”名单时没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场行政诉讼（《封氏闻见记》）。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人事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使其因填写了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而获得当官资格，旋即任命兑现。 另一方面，如果是现职官员任期已满，要调任升迁，或因替父母守丧期满要起复销假，听候组织部门重新分派工作，则如前文所述，还要在填表时附上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荐语，以及过去的奖惩记录等。 履历公证 为求从制度上杜绝履历造假的弊害，宋代又有公证处的发明。其大体方式是：自各路州县到京城，都设有一个称为“书铺”的公证机关，凡诸路选人进京应试，或待差注阙，一应文书、凭照、脚色和荐状等，都要经当地书铺验证加印，由选人自己带到京城后，再去这个中央级的书铺送交审查。所有这些证明文件再经验证后，才由本人分别送往各自所属的铨选机关或主管举试部门，称“投状”，也就是投送个人档案。有关部门就以这份档案作为选拔任命或差遣注拟的主要依据。 《曲洧旧闻》卷四记，宋仁宗时，吕夷简任宰相兼枢密使，军政一把抓，他的儿子吕公著从故乡寿州（今安徽凤台）来京应试，“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作者记述这段故事的本意，是想说明吕相国政风廉洁，儿子进京应举，照样遵守制度，和其他举子一样履行档案公证的手续，我们则因此见识一个办理公证的实例。 《齐东野语》卷十一里，也记有一则有关书铺公证的故事，略谓秦桧做穷秀才时，到某富家打秋风，在富家当家庭教师的曹泳也是秀才，惺惺相惜，送他两疋绢。秦桧很感激，把他的姓名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入南宋后，曹泳以军功记名授官，监税黄岩，任期满后进京候选。吏部根据他的档案记录和个人请求，为他安排了新的职务。这时秦桧已任宰相，这些新任官员的敕书，照例都要经他盖印。及看到曹泳这一份时，想起往事，便问这一位是何处人？秘书回答：“此吏部拟注，不知也。”秦桧急于知道真相，“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秦]桧恩家也。’……”后面还有“命其子孙出拜”曹泳，及“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等等。 据此可知，中央公证处即京师书铺在为选人办理档案审核验证时，都会同时抄录一份副本，至少有一份摘要，以备日后再为同一个人办理公证时查对，所以秦桧才有可能不通过吏部，照样可以从书铺里查到曹泳的籍贯履历，包括他何时得秀才功名、曾做过家庭教师等。进一步分析，甚至连选人办完公证后投宿何处，书铺亦有掌握，否则秦桧就不可能马上于“书铺物色召见之”了。距今千年以前的古代中国，就有如此功能完善细密的公证机关，这在国际公证史上应该是位居前列的。 徇私预防——“回避”制度 亲情网络到处都有，秉公则树怨，徇私则背公。为此，人事部门在给官员委派职务时，都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最称完备的职业官僚体制创建于宋代。与此相应，宋代的任官回避制度也最称完善。 亲属回避方面，宋仁宗时出台的《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从唐代的“大功”以上直系近亲，扩大到“缌麻”以上，即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旁系和各种姻亲。南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对“诸称亲戚者”的解释是：“同居(无服同)若缌麻以上(本宗袒免同)，母、妻大功以上亲(姑、姐、妹、侄女、孙女之夫，侄女、孙女之子同)，女婿、子妇之父祖兄弟(孙女婿及孙妇之父，兄弟妻及姐妹之父同)，母妻姐妹外孙及甥之夫(妻之姐妹之子若外祖父及舅同)。”甚至“诸缘婚姻应避亲者，定而未成亦是”。用白话讲，就是虽然当事人还未正式结婚形成姻亲事实，但只要订有婚约，也在避亲范围。光从上面这张表系看，比现在对婚姻登记中“亲嫌”范围的认定，还要宽泛。 当然，制度订得再严，关键还在于是否切实执行。可举众人熟悉的王安石和吴充为例。王安石有《酬吴冲卿(即吴充)见别诗》：“同官同齿复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吴充的次子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两人遂成姻家。神宗即位，用素以敢言知名的吴充同知谏院，掌握言路。未几，王安石由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成为执政官，吴充便“引嫌解谏职，知审判院，权三司使”。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与王安石同为执政的陈升之闹情绪泡病假，“求解政事”；曾公亮以年老罢相；韩绛因西夏攻扰，自请出任陕西宣抚使。一下子跑了三个，政府严重缺员。神宗遂“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得知皇帝有此意向，力言“(吴)充与臣有亲嫌”。神宗认为这两个人都很正派，“以为无害”。但王安石坚持要恪守制度，神宗便以枢密副使冯京为参知政事，以吴充为枢密副使。其后吴充积资进检校太傅、枢密使，神宗屡“欲相之”，却始终碍于回避制度，未能如愿。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安石去，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换一句话讲，正因为执行制度严格，吴充的拜相整整迟到了六年。 摘自《轻松为官》完颜绍元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年9月版 28.80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