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6000种语言中，95％仅为世界4％人口使用；

　　到21世纪末，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取代；在全球化的今天，语言消失的速度为:平均两月消失一种；中国有134种语言，其中8种已经失去交际功能，24种已经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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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多少种语言？它们的使用情况到底怎样，一部由几代语言学家共同完成的国情调查报告《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出版)，以2638页篇幅、约360万字的容量，首次揭示了中国语言的面貌，书中显示:中国56个民族，共有129种语言，一些民族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有的地区还使用混合语。所使用的语言中，有相当一批语言已经濒危或者正在走向濒危，个别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交际功能，成为少数老人记忆里的语言。语言的消逝成为事实，速度之快也令人触目惊心，它们将带走什么？它们的留存又意味着什么。不经意间，这部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中国的语言》出版，触动了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每个文化中一根最敏感脆弱的神经。

　　语言的消逝，文明的消逝？

　　天寒地冻中，《中国的语言》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云集，诉说的却不是大功告成的喜悦。有人评价这项出版工程，用了“空前绝后”一词，绝后的意味听来格外悲壮。会议期间，电话采访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他正在云南一个叫羊街乡的地方进行语言调查。“这里有三个少数民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其中，彝语已经基本消失了，拉祜族苦聪人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聚居而相对封闭的民族，保留语言反而更久一些。”从事语言调查半个多世纪，这样的事实对戴先生来说，仍然有些触目惊心。作为研究汉藏语系的专家，他所专注的区域，云南德宏自治州有一种仙岛语，目前只有76个人会讲，而且集中在中老年一代。到底是哪个民族在讲这种语言，《中国的语言》这样说明:“长期以来，仙岛人的民族归属问题悬而未决，有些人将他们看作阿昌族的一支，但有些仙岛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属待识别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特征，语言消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整个消失。带走的，可能是他们千百年留存的文学、哲学、民间智慧，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就此消失。”感慨之余，戴先生深感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责任紧迫。“强势的文化冲击着弱势的文化，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现象。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将小语种的资料收集记录，带回去做研究。”

　　语言的流逝究竟会带走什么，我请《中国的语言》的主编孙宏开先生为我举例说明。在他满目书籍的家中，他扶着受伤的腰打开电脑，一组照片点开，图形竟然是一种文字。他解释说，这叫沙巴文经书，每一张都在讲一个故事，这种文字属于已经跨入文字门槛但还没有脱离图像的一种，由尔苏人创造。“尔苏人是藏族的一支，现分布在四川六七个县，两万人在讲这种语言。但不是人人都能懂这种经书，所以懂经书的人在本民族很受推崇，可以不下田劳动。我在解读这种经书的过程中发现，它所蕴藏的医药知识非常丰富。我问懂经书的沙巴，治跌打损伤的药有多少种，他开口就说出二三十种来。后来我替他总结，经书里的中药名称多达160多种，有些名称无法翻译成汉语。还有一些特殊草药，在3800米的雪线下才能采集，制药过程非常神秘，属于父传子、子传孙。如果读不懂这种语言，这些知识我们何从获取呢？”

　　长期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孙宏开先生笑称自己到一个地方一个月，就能出入百姓家中拉家常，“因为我们自有一种研究他们语言规律与词汇的方法。”语言规律的发现，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独特思维方式的发现。他举普米族、羌族语言，“他们的动词前面都有表示动作方向的前缀，比如往上往下之类，多达十一二个。为什么会如此，这是缘于他们生长于大山之中，动作的方向与山势、河流的走向分不开。这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独特思维，很难想象，丰富的语言物种消失之后，我们的思维会变得多么单一。”

　　语言的发现，考古的发现

　　在孙宏开先生的书柜中，我还发现有一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并列在《中国的语言》一旁，也是由他主编，已经出到三十七种了。

　　一边是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活力难继，一边又是一种新语言在研究中被发现，语言的研究是否就如此此消彼长？孙先生的回答很肯定:语言学就像考古学，深入进去总有新发现，有了新资料，一些历史的事实与走向也会被揭示。“我为一个天津南开大学的博士生做论文答辩时，他提到他们家乡云南金平县有一种语言谁都听不懂。我说你就到我这儿来做博士后，你做的这个调查结果可以做出报告。他做了之后发现，这个部族是当年沿着孟高棉迁移路线过来的小部族，虽然周围都是傣族人聚居，但语言的演变最慢，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历史的印迹。”类似的例子被他写进了《中国的语言》的前言:“西夏灭亡后，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过去人们都知道西夏人是党项羌的后裔，语言与彝族支语接近，但自从我们在川西发现数个与西夏语接近的羌语支语言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西夏语与这一地区的羌语支语言接近。由此证明，西夏人是羌人后裔，因吐蕃势力强盛而迁到了宁夏地区。”

　　“同样，丝绸之路上许多尚未破译的古文献资料，都得靠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去揭示。”孙宏开先生说:“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接触与文化扩散是一个大命题。”

　　语言的留存，N种解决方式

　　人们往往寄希望于以情感的力量改变一种语言的处境，一部西方电影《字典情人》甚至构置了这样的故事:一位英国的年轻男士去殖民地所属部落当官，按当地风俗，他有了一个侍寝美女，可以用双语沟通。在他爱上这个字典情人之后，他选择了与她一起在这个落后之地，从而放弃了文明社会的生活。这样的故事听来浪漫，但不足以成为弱势语言族群的安慰，因为情感的力量远没有现实的催逼来得强势，即使加上若干美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发布的《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虽然将这种危机揭示出来，但却无法道尽这背后更为复杂的经济文化行为。也就难怪，当许多国际传媒围绕着语言的消亡做节目时，不经意间，就拐到了“英语如何成为一种世界语言”的主题上。就此，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特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瀕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上发言，特别寄希望于艺术家、作家对公众意识的唤醒。但作家、艺术家又是否能力挽狂澜？在我采访一位坚持用母语创作的蒙古族诗人时，特别能感受他对这种观点的保留态度。

　　宝音贺希格从小在牧区长大，大学学的是蒙语，现在也在做蒙语出版工作。虽然留学日本八年，对外面的语言与情势多有了解，但他长年还是坚持用蒙语写作。甚至当他在新浪博客上试着用汉语写诗时，一些文学同行仍然认为:那种表达的独特，来源于他长年的蒙语思维。“有限的词汇呈现新质，很特别也很有力。”但宝音贺希格却说:“我只是想集中使用自己有限的词语，表现一些用蒙古语‘思考’的问题，让更多的人了解以蒙古语作为母语的人的某些东西。”“我从来不觉得蒙古语是一个落后的语言，我觉得它无可替代，它是蒙古民族生活、生产、奋斗的真实记忆，它代表着游牧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蒙古自由奔放的性格，它应该继续留在他们所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之内。这是无法按照发展主义来解释的问题。”尽管信念坚定，面对现实，他仍觉得不容乐观:“学蒙古语的学生越来越少，我感觉蒙古语言文字，渐渐成为就像节日里穿的蒙古袍或者旅游点的蒙古包一样的象征物。当然，这也不能责怪那些人。学蒙古语的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也是原因之一。”还有民文出版，也存在问题。“首先，是民文图书的发行、作者劳动的报酬等问题，目前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民文图书仅仅依靠自费出版或者政府采购，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这种出版行业，应该是在公益事业范围内。”

孙宏开先生则寄希望于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自觉。到边疆去做语言记录，他格外欣慰于一些少数民族的有心人，会对他用来记录的那套语言符号感兴趣。“我希望他们都学会掌握，毕竟一种文字被记录下来，对本民族的人来说，是一种心灵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