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新京报》上看到学者钱理群的一个访谈《我无法做到比鲁迅更强大》，“介入现实要以学理为基础”这段说，“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但因为受到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冲出书斋的学者又该如何对大众发言呢？钱理群以自己为例说到：“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发言，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以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专业基础的，只有有了学理的基础，发言才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发言是以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越深，他的发言就越有力量。”

学者，当以治学为第一天职，若躲在象牙塔内一心做自己的学术亦无可厚非。若是能冲出书斋，敢于对现实发言，洒上自己的人间情怀，便更为可敬。

如今，冲出书斋的学者为数不少，发言也不少，不仅不少，简直是充斥耳目，可惜的是，一些学者的发言不仅没有力，更谈不上可敬。

公众视野中，最夺人眼目的学者可谓荣登“百家讲坛”的某些学术超男和超女。自清史专家阎崇年讲授清史备受欢迎后，解密宫廷隐私、挖掘私人八卦、颠覆历史真相似乎成了时髦，于是乎，不管是不是史学专家，不管是学传媒还是学文学或是美学的，只要沾上边，上了讲坛张嘴就说，解密完历史继续点评天下，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若说，百家讲坛的知识奶爸奶妈们发言还能起点解惑或是解闷的作用，有一些所谓学者的发言不仅不能解惑，更让人疑惑了。前有某著名学者、散文大师，一会儿是学术报告的学者，一会儿成了歌唱大赛、选美大赛的专业评委，一会儿又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对各个领域的问题发表评论的紧张之余，还能不断推出新著，顺便还有空去打打官司和笔墨仗，真让人不佩服都不行。

近日又有上海社科院某心理学家，因高调讨伐一个伪造的“流氓外教”一炮走红后，亦成了多面手，以“知名心理学者”身份开设专栏，对电影发言：““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100倍”；“中国电影真是世界水平吗？”“内地男演员们要学做‘世界梦’”。最近，又发布其一项研究成果，西方女人眼里的中国男星。他按相貌排序，得出结论：在西方女人眼里，男星中李亚鹏最丑。其人间情怀为何物，不言而喻。

当然，还有不少值得尊敬的学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针对各种社会现象慷慨激昂、义正词严。不过，他们的发言似乎更让人困惑不已，且不说那满嘴深奥的术语、理论、主义，以及佶屈聱牙、文字迷宫似的句子，让人如听天书，不知所云，便是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所关注的现实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指。让人不由想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玩笑：“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口头宣称热爱人类，崇尚民主自由，以精神领袖自居，实则满嘴谎言，爱慕虚荣，沽名钓誉，甚至为此不惜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让人感到害怕和恐怖。

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早已在上个世纪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警告：“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那些改善全部人性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要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利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