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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塈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摘要：与屈原并称齐名的中国文学的鼻祖和奠基人宋玉，继承了屈原的遗志并发扬光大，是卓越的文学创新大师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宝库中饱含着和谐思想。在处理上下、左右关系并平衡自身心态心理时，宋玉采取了儒家的讽谏、恕道和修身等和谐方式。宋玉积极地吸取了前代和同时代诸子百家的文化营养，在作品中蕴含着民本、德政，护才、任贤，重教、化民，恢复法制和人与自然相协调以及怀农、重农等以独创的文学方式所表达的和谐理念与见解，从而构成了他那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和谐思想。对宋玉及其作品和谐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据实而论，公平公正；宋玉为国为民而勤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躬行和谐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价值。 关键词：宋玉，作品；和谐方式；和谐思想；重要价值 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第四十五》和《辩骚第五》中评论其前的文学时指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自此，在我国文学史上“屈宋并称齐名”成了定论。现代著名教授陆侃如在《屈原与宋玉》中则明确地说：“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地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给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稳定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 而欧阳修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转引自《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也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现代著名学者姜亮夫在《宋玉简述》中进一步总结说：“宋玉所撰各文，影响于后世者极大而且多，比屈原的影响于‘文学’方面还大得多。”是的，宋玉师承屈原，继承了屈原的遗志，为了楚国的复兴和民众的安祥，他解放思想，博采众长，坚持以文学创作表达政治主张，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完成了由楚辞到楚赋的转变，开创了赋体文学，研发了感伤文学，成就了艳情文学，首启了梦幻文学，独树了女性文学，新制了山水文学，奠立了游戏文学，成了继屈原之后伟大的文学创新大师，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山和奠基的不朽贡献！ 高尔基在《论文学》中指出：“文学即人学。”凡是杰出的文学家，都应当而且必然是思想家。李白在《感遇四首》之四中明确地咏道：“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宋玉作为立身高洁的文学大家，理所当然地是一位思想家。而宋玉思想宝库中的和谐思想，正是其作品中的重要思想；宋玉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调整自我心态心理时采用的和谐方式，正是在其和谐思想支配下的重要方式。 据现有资料，“和”与“谐”原本都是与音乐相关的两个同义词。《礼·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书·舜典》云：“八音克谐。”正如楚学家张正明所言：先秦时，用“和”的多，用“谐”的少。最早把“和”与“谐”联系起来并以乐喻政的是晋悼公。《左传·襄公十一年》记晋悼公对晋大夫魏降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而宋玉作为我国最早的专业性作家，博文强志、识音善文，是继承创新、以物喻政的高手；他在作品中就多次用过“和”，也用过“谐”。例如：“八音和调成禀受兮，善善不衰成世宝兮”（《笛赋》）、“和酸若苦，陈吴羹些”（《招魂》）、“性和适，宜侍旁”（《神女赋》）、“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对楚王问》）、“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更唱迭和，赴曲随流……垂旒旌，旆合谐”（《高唐赋》）等等。尽管“和谐”作为一个词，始见于汉代且有歧义（《后汉书·钟长统传》“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但宋玉《笛赋》中“八音和调”，则已经具有了明白无误的“和谐”词义、并展示了他“以乐喻政”的和谐方式及和谐理念所体现的和谐思想。 二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终莫敢直谏。”这就是说，屈原因报国为民直谏怀王、触颜犯上，惹怒了同姓的君王、上下关系异常紧张、遂被逐流放，念报国无门而愤然投入汨罗江、以死相谏、作最后的抗争之后，宋玉就一直没敢象屈原那样用刚正指言的方式方法直截了当地进谏君王了。那么，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时代，宋玉是不是被吓破了胆，为了苟且偷生，就再也没敢“进谏”了呢？为了继承先师屈原的遗志，施展自己的爱国抱负，面对专横的楚顷襄王，宋玉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班固《白虎通义·谏诤》曰：“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讽谏者，智也。”刘向《说苑·正谏》云：“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指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这就是说，从春秋战国到西东两汉，在规劝君王尊长或朋友改正错误或过失时，已有很多方式方法；其中，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最推崇的是“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讲故事、打比方、谈寓言、说笑话、甚至现身说法述感受等方式方法，营造和谐的进谏气氛，设置对方感兴趣的悬念，委婉、迂回、暗示、巧妙地规劝君王改过纠错。长期以来，采用这种方式方法的，被认为是有智慧的聪明人。而睿智出众的宋玉，基于自己出身“贫士”、没有“背景”、地位“小吏”，只有报国之志和横溢才华等实际情况，为了尽到爱国之心，一方面必须继承屈原的遗志，坚持进谏、决不动摇；另一方面还需要记取出身高贵、背景荣华、地位显赫的屈原直谏身亡、宏图无望的惨痛后果，于是决心采用孔子的教导、选取“讽谏”的方式并身体力行。这种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时采用的平和“讽谏”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和谐奏效方式。 例如，楚顷襄王非常好色、淫逸无度，不理国政。面对这一十分敏感、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有些大臣心怀叵测，干脆听之任之、甚至助之兴之；有些大臣心怀忧虑，却又束手无策、莫敢谏言。而宋玉决不是明哲保身、“和稀泥”的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有一次，应襄王的要求，便趁机以梦幻文学作品《高唐赋》、《神女赋》的方式，向襄王讲述了怀王梦交神女的虚幻故事──按照叶舒宪、杨义和吴广平教授的评论，这是在帮助襄王用“白日梦”的方法释放好色的欲望和情感，对襄王难以抑制的性爱原欲（性冲动）进行顺势疏导和发散，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治疗──并在此基础上，于《高唐赋》的结尾，不失时机地劝谏道：“王将欲往见（神女），必先斋戒，差时择日，简舆玄服……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如此，神女才会见您。结果使襄王陷入了深思之中，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讽谏的目的。对此唐朝文论家李善在《文选注》中就明确地说过：高唐、神女二赋，“皆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至于在《大言赋》、《小言赋》这类由宋玉奠立的游戏文学作品中，宋玉也是匠心独运地“寓教于乐”、进行讽谏的。楚襄王沉迷逸乐，无心国事，诸大臣皆莫敢谏。有一次，宋玉便趁着楚王要臣僚们讲大话、说小话之机，在《大言赋》中以包举宇内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形象地描绘了“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的壮士形象，在玩笑中有力地激奋了楚王。而在《小言赋》中，宋玉则运用道家“一阴一阳，道之所贵”的哲理，津津有味地描绘了一种“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的极小个体，在逗乐中启发楚王在胸怀大志时，还当明察秋毫。襄王非常高兴，结果讽谏奏效。如此等等。宋玉往往就是这样，擅长以柔克刚、迂回激将，因势利导、规劝君王；既敢于提出意见建议、又善于提出意见建议，既敢于表达民主的意愿、又善于遵循礼制的规则，既有不动声色的原则性、又有举重若轻的灵活性，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用对方易于接受的方式，巧妙地使君王醒悟以体现报国的理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上下关系达到安定有序、双赢和谐的目的。所以，就连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稻畑耕一郎在《〈宋玉集〉佚存钓沉》的第一部分也专门赞誉宋玉是一位超凡的“讽谏诗人”！ 那么，宋玉面对楚王采用的这种和谐讽谏方式，是不是“太软了”、反映了他没有“骨气”呢？决不是。因为，所谓骨气，是特指一定的人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不屈的态度和举动。“骨气”的本质是“不屈”；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刚正不屈”、“宁死不屈”，也可以是“柔韧不屈”、“缄默不屈”等等。宋玉在因国君有错而误国、臣僚莫敢谏或谏而无效的情况下，能用平柔讽谏的方式缓和气氛、化解矛盾，以退为进、解决问题，则不仅是不屈不挠的有“骨气”的表现，而且是有胆识、智慧、毅力和韧性的明证。实际上，在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时，采用委婉讽谏的方式以达到理想的目的，不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知道，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社会和谐，归根到底，主要是人际关系的科学和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当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发现对方有过错而误正事时，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针对对方的特点，通过和谐的方式，在取得共同心态和共同语言的基础上，机智劝谏、提出建议，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乃是转化矛盾而趋于统一的和谐方式。宋玉之于楚襄王，正是运用这种便于上下有序、以利解决问题的和谐方式的能手! 事实上，宋玉不仅在处理君臣上下关系时能用独特的讽谏方式取得相对和谐的效果、因而值得称赞，而且在处理左右同僚关系时的态度和方式上，也是发人深思、令人感佩的。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每当楚襄王向群臣发问时，总是唐勒、景差、甚至登徒子等争先恐后地抢着先说，而宋玉则是谦恭地听着、胸有成竹地最后才发言，并且一旦发言，总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论，娓娓道来、一语破的，切中肯綮、令人折服。宋玉讲求诚信友善，从来不捏造事实诬告同僚，并且因为他出类拔萃而遭到一些同僚嫉妒以致被诬告时，他也“不愠不怒”、不火冒三丈地立即以牙还牙，而是直到襄王追究问他时，才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加以解释说明，往往是口若悬河、铺陈类比，引经设喻、妙语连珠，丝丝入扣、无懈可击。在这个过程中，宋玉象处理上下关系时一样，决不充当放弃原则、不讲斗争的“和事佬”，而是坚持“以智胜人”。例如，有一次，登徒子向襄王诬告宋玉“好色”，襄王再三追问宋玉，宋玉才用“赋”的方式对比说明，然后借章华大夫之口指出：面对女色，应“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说得登徒子理亏辞穷、无言以对；同时也一石二鸟、含蓄平和地讽谏了好色的楚王。同是女性、艳情文学作品的《讽赋》，也是这样。面对着反对自己而反对错了的同僚，宋玉能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这种“文质彬彬”、“敏于事而慎于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君子风范，正是宋玉用心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坚持躬行以求人际关系和谐的实际表现。所以一生严谨的杜甫才由衷地称颂宋玉才华横溢潇洒、言行温文尔雅,堪为自己的先师！而现代著名学者林庚,即使在极“左”成为时髦的情况下，在《屈原与宋玉》中也无限感佩地说过：“屈原的伟大，永远令人景仰；而宋玉却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当然最需要屈原，却也因此不能忘了宋玉。”的确，作为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的宋玉，“却总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恕道”、“中庸”和宽容──这正是他的和谐思想指导着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印证。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关系和时代的产物。宋玉生活在战国晚期，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决定着他的命运。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宋玉的同乡(湖北宜城)晚辈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注》中说：宋玉曾“数遭患祸，身困极也。亡财遗物，逢寇贼也……丧妃失耦，块独立也。远客寄居，孤单特也”。宋玉在生活中，的确遭遇过许多不幸；在工作中，也有挫折甚至失掉官职之时。然而，正如他在《九辩》中所言：“贫士失职而志不移。”面对着不幸与失职，他悲怨过、愤懑过，然而他师承屈原，始终没有改变过忠君报国之志，始终没有放弃过上下求索的努力，更没有为一己之私利而随波逐流、依附权贵以同流合污；作为深刻的思想家，他坚持了儒家的“修身养性”和“克己复礼”：“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九辩》）。他努力使自己心态平衡，心理和谐。在同样是感伤文学力作的《招魂》中，宋玉强烈地表现了眷念和热爱家国的美好和谐之情。正如李白被贬离开京都之后、在《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末段中所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宋玉是谙知道家之道的，失职离开楚都后、在《九辩》的末段中也表示：“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事实上，在失职后，宋玉曾游到了湖南临澧。他在继续以文报国的过程中，在“看花山”赏花，在“泛舟湖”戏水，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中，把心声渗透在《九辩》里（临澧有“九辩书院”）。我们从《笛赋》中可以推知，宋玉享年近百岁。而从晋代襄阳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之“耆”，也可以看出，宋玉在先秦时已属高寿之士。宋玉在被赶出宫廷之后的日日夜夜，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于饥寒之中仍忧其民；他没有自我作贱，没有混天度日，没有消沉自己的意志，而能在艰难困苦之中调整心绪、和谐心境，安贫乐道，顺其自然地完成晚年继续以文讽谏的光辉篇章，以至寿终正寝，用和谐的方式走完一生的道路。这正是他和谐思想之于自我的善终表现。 三 文如其人。根据现有资料，宋玉拥有著作权的作品起码有楚辞《九辩》、《招魂》和楚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风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笛赋》、《舞赋》、《高唐赋》、《神女赋》、《钓赋》、《御赋》等14篇。这些作品，既反映了宋玉在其和谐思想的支配下，灵活处理人际关系并自我调整心态心理的和谐方式，更蕴含着他为表达自己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忠君义民的政治抱负而自觉地吸取前人优秀文化营养并自主创新所形成的和谐理念、见解和愿望。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民本、德政的和谐理念。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讲过，当国君、做官吏对民应施德政、讲道义。《公孙长》曰：“（子产）其养民也惠，其役民也义。”《季氏》曰：“行义以达其道。”《子路》中则更深入地指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孟子也是一贯主张“民贵”、“德化”和“仁政”的。实际上，以民为本，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以德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必需。宋玉用心地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在赋体文学力作《风赋》中，他以风“起于青蘋之末”，经穷巷僻壤为“雌风”、至王宫深院为“雄风”的讲述，具体地描写了社会底层中弱势群体生活的恶劣环境和凄苦惨状，并与王公国戚们居住的富丽堂皇的豪华环境进行强烈对比，暴露了社会的极不公平，表现了强烈的正义之感，有力地触动了自诩能“与庶人共风”、实则无视民众疾苦的楚王。在作品中能够那样饱含怀民之情而生动形象地描绘民生疾苦以讽谏君王的，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篇。而在《钓赋》中，宋玉又以钓鱼为喻，循循善诱地规劝襄王要“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兴利除害”，相当全面地体现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愿望。对此，刘勰评价道：“宋玉《风》、《钓》……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铨赋第八》）。此外，《御赋》亦然。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护才、任贤的和谐理念。《老子》第十五章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意思是说，那些杰出的人才，深刻旷达、卓尔不群、才高负俗，往往不能被一般人认识和理解。显然，这是社会和谐过程中必须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尊重劳动，多劳多得、优劳优惠；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才拔尖，才能使社会充满活力，从而利于社会和谐。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就针对这一问题，用曲高和寡、鲲鲵对比等设喻类比，明确指出：“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从而形象地揭示了人才的特点和个性，有力地维护了人才的价值和人格，给了襄王很大的启发。《墨子·尚贤》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至于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更是“以三寸不烂之舌，能抵十万精兵”的思想和言行而“贵士”。宋玉则积极地吸取了这些文化营养，在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才任贤以致和谐的理念。如在感伤文学的力作《九辩》中，宋玉在反复地指出襄王不用“骐骥”“凤凰”这类贤良人才，而用“驽马”“燕雀”这般奴才奸佞之后，语重心长地规劝道：“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谅城郭之不足恃兮，虽重介之何益？”巧妙地讲明了举贤任能对治国安邦、社会和谐的特殊重要性。 宋玉的作品，蕴含着重教、化民的和谐理念。《礼记·学记》云：“教（民）以慈睦，而民贵有亲。”以教学可“化民易俗”。孔子则十分重视用音乐文化来教化世人，他在《论语·卫灵公》中指出：一定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确，愚味、落后、腐朽、淫荡的音乐文化，是破坏社会和谐之源；要使社会和谐，必须加强教育。教育可以培养人才、陶冶性情、使人文明。作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的宋玉（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认真地吸收了儒家的这类文化营养，在不少作品中表达了重教化以促和谐的理念。比如，在我国最早具体地描写音乐以讽谏君王的作品《笛赋》中，宋玉就明确地写道：“夫奇曲雅乐，所以禁淫也；锦绣黼黻，所以御暴也……是以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八音和调成禀受兮，善善不衰成世宝兮。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隐志可长久兮！”──这是一幅多么规范、美妙的和谐景象啊！其中“八音和调”的“和调”，正是古代“和谐”的原本之意。而其女性文学的杰作《舞赋》，也同样如此地蕴含着优美和谐的理念。 宋玉的作品，还表达了恢复法度的和谐理念。《韩非子·五蠹》曰：“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事实上，“法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只有“宽猛相济”，才是“和之至也”。机敏的宋玉，在着重继承儒家道统的同时，为了精忠报国，还及时地吸取了同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的文化营养。在《九辩》中，宋玉穿插运用了直谏的方式，揭露了社会上法度混乱失控、人们投机取巧、贪官污吏中饱私囊、严重缺乏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以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一再地发出了“何世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的呼喊！是的，教化世人是十分重要的，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以德治国是必要的，但依法治国万不可少。为了社会的和谐，必须按“规矩”、依“绳墨”恢复法度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宋玉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这种和谐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宋玉的作品，还表现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和谐理念。人们熟知的李耳、庄周，都钟情于水。水以山为依托，山若无水就失去了灵性；山水而无人在，则会缺乏应有的活力。早在唐朝就被人们尊为“道家圣徒”的宋玉，对老庄的“天人合一”以及水文化是谙习并切实地吮吸了其营养的。他在山水文学杰作《高唐赋》、《神女赋》中，不仅描绘了楚王、神女、方士及随从在长江三峡游历的生动画面，而且还对那里的天、地和形形色色的山、水、鱼、虫、草、木、花、鸟、禽、兽等等自然生态都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多姿多彩的形象描述，构成了一幅幅人与自然相协调、环境没有被污染的清新可人、斑澜壮丽、栩栩如生、充满活力的图画！这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铺写长江山水并人神相会以讽谏君王的不朽名作。其中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画面和蕴含的理念，至今仍能撩拨人们的心弦。 当然，在宋玉的作品中，也还有怀农、重农的和谐理念。孔孟诸圣，是重视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的。《孟子·梁惠王（上）》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就能稳固社会和谐之本。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知礼节而利和谐”是不无道理的。宋玉在《九辩》中规劝襄王时，就象其师屈原一样满怀深情地写过：“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当时宋玉已经被谗失职、流落他乡，还能如此地爱怜农民、关心农村、重视农业经济并向襄王进谏，这种重农固本以和谐社会的理念与行动，实在令人感佩！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其中的书面语言，更是思想的物质载体。在分析作家及其作品时，我们应是“知人论事”和“推事度人”相结合的唯物论者。宋玉作品中渗透出来的上述种种和谐理念，正是宋玉和谐思想与不凡人格的真实反映。而人格是文化的沉淀。所以，一向狂放不羁的李白才会无比尊崇地赞誉宋玉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原本都是高尚、纯洁、清廉而和谐的！ 四 恩格斯在总结流体静力学产生时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纵观全球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无不遵循着这一规律。 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的人不了解宋玉，许多人听信了流言而曲解了、糟塌了宋玉。这在相当程度上实在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悲哀！而今，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文环境的宽松，构建和谐社会的“技术上”和精神上以及根本上的需要日益迫切，我们对宋玉及其作品和谐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唯物史观，冲破极“左”的桎梏，清除旧习惯势力的偏见，依史为据，据实而论，尊重客观，公平公正。应当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注意到：宋玉从来没有象元朝以前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那样在朝廷当过高官重臣、居过庙堂要位、享过政治权势；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一生连相当于今天的“正科级干部”的邑（镇）“一把手”也没当过。他不是楚国的大官，也没掌握过实权，更没能参与过朝政军国大事的决策，只因为他“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让他当了个“文学侍从”，但襄王又“憎其（宋玉）似屈原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在这种情况下，他竟不但没有因为“大材小用”而灰心丧气，而且还充分利用了仅有的“文化官员”的地位和身份，不卑不亢地，创造性地、尽其所能地为国讽谏、为民和谐；特别是在他被谗开除公职、流落异乡之后，仍没有消极沉沦，时时心系楚王、情怀百性，以讽谏与直谏相结合的方式（《九辩》）坚持以文报国直至谢世。正如契诃夫所谓“小狗也要大声叫”，宋玉遇到机会也在“大声叫”，虽然“叫”声不是那么激烈凶猛、高调刺耳 ，但抑扬顿挫、和调悦耳的“叫声”毕竟也有“大声叫”的因子和意味 ，且不乏绵里藏针、出奇制胜之妙。况且 ，只要是家中的良“狗”,叫的目的也不仅在于吓人，更是为了给主人和众人以警惕、觉醒和启示 。再者 ，尽管当时楚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濒临灭亡之秋 ，无论是直谏还是讽谏，都无力回天，但就宋玉而言,仍能“固其本心”,不懈地用和谐方式、和谐理念来表达自己的和谐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他力所能及的和谐效果──这般鞠躬尽瘁、坚韧不拔的文化品格和精神 ，不能不说是高尚和伟大的。同时，纵观历史 ,可以分明地看出这样一种现象──往往“太平盛世谈和谐，内忧外患讲斗争”。据吴广平教授编注的《宋玉集·宋玉及其作品的评论资料》可以发现 ，“贞观之治”的唐朝,赞颂宋玉者达到高峰;“康乾盛世”的清代,美誉宋玉者蔚然成风──所以然者何？盖为宋玉及其作品之和谐方式与和谐理念、创新形式与优美文采之魅力，极为时政权谋，上下心态、社会市场于韬略、精神、技术上所需求而已！ 而今，恢复了宋玉的历史原貌，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宋玉和他的作品及其深广影响，确实是一座丰厚无比的文化富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急需我们挖掘、开发、利用和推广！两千两百多年前的宋玉作品中的诸多和谐理念、见解和愿望，的确值得我们借鉴和科学地研发弘扬！而宋玉在吸取儒家、道家、法家和纵横家的思想文化营养，善与人同、以为我用的基础上，为实现报国义民的理想而努力创新出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和谐思想，在勤奋学习前代和同时代民族文化、择善而从以利本职工作和修身养性的过程中，能够努力克己复礼，坚持躬行，和谐自我心态心理，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社会责任心、求索精神、科学态度、高洁品格和言行一致的作风，则对于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价值和巨大力量。我们坚信，宋玉因时代和制度所囿而在衰亡中的楚国完全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的和谐理想，作为一笔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度，一定能够和其它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样，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得以科学地体现并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主要参考文献： ①宋元人：《四书五经》，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4年3月第1版 ②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3年10月第1版 ③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④卢元骏：《〈说苑〉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⑤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8月第1版 ⑥吴广平：《宋玉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9月第1版 ⑦高伟：《中国诗词名句鉴赏大辞典》，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程本兴，男，1942年12月生于湖北襄樊，1965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院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湖北省特级教师。现为湖北省宜城市宋玉研究会会长，襄樊市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襄樊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襄樊市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楚辞·屈原学会理事，全国语文研究联合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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