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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学术演讲成风，不佞也难能免俗，或大学，或学术机构，或省市、中央部门的热心此道者，诚诚相邀，却之不能，便也有几次误入这以口说学的“迷途”。加之研究生的授课，更是责无旁贷。当然可以辩解说，我国原有讲学的传统，宋人尤长于此，明人继之不衰，只有清朝施行文化专制，惟恐知识人士不顾“天良”，把背地里的“腹诽”变成当众的“口谤”，索性取缔了讲学活动。 《论国学》（刘梦溪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8年1月版）中收录的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两篇文字，是为一次特别的演讲专门写的文字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相关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十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讲到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时，我提出，中国古代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但非常重视“天下”。“天下”包含“社稷”和“苍生”两部分。“社稷”的原意是对土神和谷神的祭祀，后来用来指国家政权。和“社稷”连用的是“江山”，“江山”就是指疆土、国土。“社稷”和“江山”加起来，相当于国家。“苍生”本义是指长得很乱的草木，后专指百姓。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的文明古国，其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的近代文明却落在了西方的后面，现代性赖以生存的科技革命，我们中国没有发生。原因何在？这据说是“李约瑟难题”，我在《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一文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晚清以降伴随西潮冲击和帝制瓦解出现的传统价值的失落，又让现代社会的文化整合呈一极困难的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是尚未完结的课题。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提出的：“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龙应台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所说的：“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让我感到极大的兴趣。我近年的研究题旨和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不无祈望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稍尽绵薄的寸草之心。 中国20世纪大师级学术人物中，陈寅恪和马一浮是我的偏好，以至于李泽厚认为我偏爱过甚。但“爱”是一种情感，“好”是兴趣的归宿，改变亦恐不易。故本书也选录了一篇谈《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的文章。《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及《“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倒是原味未变的演讲，由我的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后，再经我手订润色而写成。我相信我是有所为而发，其针对性考虑到了“虚”、“实”两个方面。《<红楼梦>与红学》也是“原味”演讲，时间在2006年11月24日，是最近的一次。本来我怯于讲《红楼》，由于广西师大出版社要出我的《情问红楼》一书，配合“造势”，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廖齐先生帮助我把录音记录成文字，我一看还挺有意思，包括讲后的答问互动，内容也颇充实。于是也入选，只不知读者看了是否会与我有类似的感受，我不敢预期。 最后，需要谈谈《论国学》这篇文章。从20世纪初开始，“国学”这一概念就提了出来，章太炎“独欲任持”，影响昭著。20年代成为流行，致有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之设。但异议的声音亦不绝于耳。主要是“国学”这一笼统的概念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不容易得到圆解。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胡适倡议“整理国故”时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所以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国学机构只各自维持四年的时间，以后便不再。连写《国学概论》的钱宾四先生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国学概论》弁言）马一浮更从学理上给以论证： 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页） 马一浮对传统学术的名理及佛学的义理有极深湛的研究，解一词一物必从学理出发追寻正解。“国学”一名“为依他起”，就是他找到的学理上的依据。所以连续给了两个否定性的语词，一曰“不甚恰当”，二曰“本不可用”。 但近年中国的“国学”突然热起来，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小学设置国学班，互联网上如火如荼地遴选“国学大师”，大有以“国学”作为现代性的指标之势。我本人的研治领域虽并未逾出传统学术文化的范围，但“国学”的概念，惶恐而不敢多用。我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及《中国文化》杂志，尽管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期许，但国学的概念并未进驻我们的视野。此无他，无非觉得“国学”一词终难脱却“自秘”、“自固”、“自赏”的嫌疑，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与国际间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似有不尽相合之处。因此我对国学的发生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作了一番梳理考察，提出我们应该慎用国学这个概念，或至少不必那样“热”。但是，如果仅仅在它的狭义的范围，即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我又认为并非不可用。说“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们的国学，无论国内国外的学者想必无更多的异词。当然《乐》已不传，只剩下“五艺”，或曰“五经”。我因此主张我国小学不妨专设“国学”一科，俾便使作为我们华夏民族精神源头的文本经典，终有一天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我只是一隅之见，质之明学之君子，不知然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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