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书籍出版数量大大增多。关于这个时期的书籍总数,近人杨家骆有进一步的统计:三国时期为1122部4562卷,两晋为2348部14887卷,南北朝为7094部50855卷。(《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7期,1946年)当然,这个数字不可能绝对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书籍出版总数是大大超过以前的。
同时,书籍出版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这首先表现在史学的重大进展和史书的大量出现。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官府控制史学局面已被突破,私人修史大量涌现。同时史学著作还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体裁,出现新的部门和新的体制,这充分表明这一时期书籍出版风气之盛,书籍出版领域大大拓展。其次,书籍出版领域出现了总集和别集。再次,佛教和道教著作的出版。
相应的,在这个时期,书籍流通范围扩大,私人藏书普遍。每一本书在出版时都要用笔书写,书写一次只能有一本。单本流传,范围很小,容易佚失。因此抄写复本,既是书籍出版的需要,又是图书流通的要求。这一时期,随着纸使用量的增长,出现了职业抄书人即佣书。而佣书的大量出现,促进了书籍的买卖。书籍的买卖在汉代已见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设肆坐卖和沿途贩卖均见于记载。《南史·江夏王锋传》载,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
先秦时期,除《诗经》和《楚辞》外,很多作品本身都不是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述政见、记载历史或探讨社会生活法则,而不是追求文学的美感。即便《诗经》,虽然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们却又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而是重视它在礼仪和人伦教化方面的作用。《楚辞》就诗人创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还是高于艺术因素。到了汉代,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是文学开始真正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文学第一次呈现大繁荣的时期。这可以从总集和别集的出版来考察。
东汉以前,文学作品都是单篇流传,没有结集成书。最早的文集都是后人所编。所谓总集,是总汇多人作品为一书。总集的出版,反映一个时期有众多作者。所谓别集,是总汇一个人的多种作品而成,也叫文集。别集的出版,反映一个作者有多篇作品。总集和别集的出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而且数量众多。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最早的总集应该是魏文帝曹丕的《建安七子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
魏晋南北朝总集出版情况,《隋书·经籍志》说:“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其中影响重大的文学总集是《文选》和《玉台新咏》。
魏晋南北朝别集出版情况,《隋书·经籍志》说:“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这个数据是惊人的。
当然,总集和别集的内容也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完全看成是文学作品集。有的相当于百科全书,“经”、“史”、“子”内容无所不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魏晋南北朝书籍出版出现兴盛局面,是与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文学创作的兴盛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流传,文学价值得到重视,文学地位的提升,文学的自觉与繁荣,又依赖于书籍的大量出版。文学发展促进了书籍出版,书籍出版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者单位: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