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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9年7月提交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跨世纪的中国哲学：总结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本文特作进一步的阐述。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元化与价值观念趋同化 当前，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人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是“美国化”，可谓大谬不然。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科技成果共享、信息资源共用的时代，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时代，是政治多极竞争而能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互补而且和谐发展的时代，是人类核心价值概念日益趋同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仁爱、人本、和谐、诚信等价值概念不再是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的专利，而日益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儒学如何完成现代转型问题，颇受关注 传统儒学是合政治、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从孔孟原创儒家到清末洋务派儒家，其基本思想模式是“以仁为本，以礼为用”的二元一体结构，在本质上是以“内圣成德”为目标的道德仁学，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三纲五常”，“三纲”是伦理之“礼”，“五常”是以道德之“仁”为核心的根本之德。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列主义式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挑战与思想批判，也暴露了它在人文领域过分崇尚道德权威和纲常名教的局限性，迫使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家们对儒学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的审思，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转型与创新。这项转型与创新工作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建立变法维新的新仁学开始，而为现代与当代新儒家所继承与发展的。其基本特色是以儒家道德人文主义为基础，引进非儒学(主要是西学)的思想资源以充实与改造传统儒学的理论体系。谭嗣同“融古今中外思想于一炉”的尝试，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新经学理论，冯友兰“接着讲”宋明理学的“概念游戏”，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坎陷”，杜维明的“文明对话”理论，成中英的新本体诠释学，等等，都是儒学现代转型中“援西学入儒”或致力于“西、儒对话”的理论创新尝试。 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与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 儒学在以往历史中尽管不断遭遇挑战与批判，但其核心价值概念却经受住了历史变革的洗礼而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在我看来，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即是以“仁”为核心而以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为基本范畴的仁学理论体系。 “仁爱”是以“人本”为前提条件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由此而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如黄宗羲、张岱、康有为、谭嗣同)。“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大同”理想，实质上是提倡“多元和谐”的“太和”社会理想。“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境界。“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中庸”，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的精神。 显然，儒学的上述核心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可以接轨、可以融合并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重要指导作用的，它本身就可以作为现代价值观念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因而具有现代性。 但传统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融入现代社会并发挥其指导作用，而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改造与转型，其用要变，其体也得变，既要变器，也要变道，应当成为适应全球化潮流、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个新体新用的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已不再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气心性之学，而是融合了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新仁学――民主仁学。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在这个新仁学思想模式中，传统儒学的等差式仁爱观念转型为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人人相爱的“民主仁爱”观念，它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而科技文明的新成果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遵循着法制轨道有序地发展进步。 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 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是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安康幸福。再次是实用性，即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特性。最后是开放性，即坚持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特性。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应当是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儒学，是坚持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民主仁学。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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