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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阅读方式的改变，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是从百家论坛兴起的讲史活动，铺天盖地。从用眼看书到用耳听书，从视觉到听觉，接受方式的改变，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用眼阅读，细致、缓慢，可反复地浏览、品味；用耳听，快速、便捷，却匆匆而过，这两者各有各的功效，相互不能替代。 讲史并不始于现代，这是城市民众娱乐的产物，古代城市是大量居民消费的集中之地，城市生活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村生活不同，有较多的闲暇，有条件享受各种娱乐活动。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城市，唐代已有规模盛大的国际大都会，但讲史却兴起在宋代，这是因为唐代对城市的管理实行坊市制，在城市分设居民区和商业区，两者不相混杂, 并厉行宵禁政策，一到晚上，商店打烊，行人绝迹。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这种限制，居民区与商业区交错，商店有了夜市，居民有了夜生活，酒楼、茶室、瓦肆、勾栏蓬勃兴起，至明清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最时尚的是说唱和讲史，《汉书》、《五代史》、《三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故事深受听众的欢迎。说书者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古论今。”上至皇亲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津津乐道，兴趣盎然。诚如明代人袁宏道所说: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这样的痴迷与当今的粉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享誉青史的大才子，为《东西汉通俗演义》的出版鼓呼，这段话就是取自他的序言。 所以在前现代社会，读史和讲史虽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不同，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但并行不悖，互不干扰，各有各的天地和受众。俗文化再繁荣也不能动摇雅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 问题发生在，当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威势，改变了雅文化主导俗文化的传统格局。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使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对这一现象，当代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已进入文化主流，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多方位选择的条件，这是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体现。 这十多年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一论断，多元选择表现在阅读方面的一大变化，是讲史和听史的兴起，主讲的已不再是下层知识分子，而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讲述的方法有正说、细说、评说、戏说等等，虽然这里有现代人的理解，有故事新编，有对传统说教的颠覆，有传媒和网络的助威，声势赫赫。人们贪图以听代读，以图代读，变“阅读”为“悦读”的心理，增大了阅读的娱乐性，减少了阅读的思考性。肇至用眼阅读的人群日渐萎缩。阅读方式的浮泛化并不是讲史者的责任，但讲史者怎样引领听众，运用正确的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辨能力，却是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然而从当今讲史的内容来说，并未超出古代讲史的范围，历史知识的主题仍然停留在王朝兴亡、帝王逸事、战争胜负、政治权谋的范畴。 多元的选择，单一的主题暴露出讲史的缺陷。首先，这十多年史学研究的领域已有重大变化，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的帝王师”，成为抒写民众生活的一枝笔。研究的内容已从王朝兴亡、圣贤逸事向阅世知人转化，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的重点项目。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给史学打开了的广阔的领域。然而现代的讲史者很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至少没有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固然讲史中有一些是新奇的故事，如司马相如骗钱又骗色，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等等，以耸人听闻吸引听众，然而凭借文学想象并非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所宣讲的却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人而不具有真事，这只能是演义。讲史要靠演义铺陈，这是古人讲史惯用的手法，也是古代下层知识分子谋生的职业特点，当今的大学教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宣讲历史，当以真实的历史示人，推理、分析，也要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启迪，如果仍然沿用似真似假，若实若虚的演义，甚或以娱乐化招徕听众，这是说唱艺人的创作，而不该是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表白。 古今讲史者的身份已有很大的变化，可所讲的主题，演义的方法古今无二，专家讲史而不真实，不能不对听众产生误导。殊不知演义好讲，史实难求! 正是因为如此，王元化先生高度称赞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认为他是百家讲坛中讲得最好的一位。确实如此，钱文忠教授以他多年的研究积累，讲出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不是《西游记》演义。其实，真实的历史有时比演义更能打动人心，但是挖掘这种真实，需要扎实的研究功力和耐心的求索，远比驰骋想象更为艰难。 当今的讲坛已成为民众获得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对专家学者的讲史理应有比艺人更高的要求，讲史路向何方，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在当今流行的正说、细说、戏说之外，更应提倡实说，精说和深说。一是“实说”，即是实在历史实在说，尊重史实，不避忌讳，不随波逐流，不哗众取宠，以真知建言，方是史学家的良知；二是“精说”，历史是知识最密集的领域，细说不等于细碎化，使听众不得要领，要善于要削其枝叶，择其主干，对人物、事态有较为完整的知识，使得听众进得去，出得来；三是“深说”，通过对往事的筛选、分析、提炼，论理，给人们以历史的体悟，增长察古知今，以今识古的历史智慧，这比单纯的知识更有力量。老一代历史学家吴晗提倡，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 但愿讲史者更上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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