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对《史记》人物传记的讽刺手法有一定认识。如焦竑指出:“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因为“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在众多的评点家中,金圣叹对《史记》的讽刺手法理解得最深切、阐释得最透彻。他从《史记》的字里行间,看出了司马迁的用心和爱憎情感。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对汉武帝宠爱卫青、霍去病颇有讽刺之笔,对此,金圣叹批云:“全传写大将军战功,至《赞》忽补写苏建语,便使人看将军是另一种气色。”在“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语下夹批云;“二将军之功名终也,不亦宜乎?”这就是说,卫青、霍去病之所以受宠,是由于他们善于体会武帝的意旨,一切谨小慎微的缘故。可谓独具慧眼。金圣叹批《匈奴列传赞》云:“史公不喜武帝穷兵匈奴,然又不敢深论,故特地一笔出、一笔入。”所谓“一笔出”、“一笔入”,就是时隐时显,又茹又吐。金圣叹许多评点,都是洞察细微,通过寥寥数笔,揭示出《史记》的意旨,传达出司马迁的心意。
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是金圣叹《史记》评点的最重要的成就。明代,由于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李开先、李贽、金圣叹、冯梦龙等人,都发表过精彩的见解。其中金圣叹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这样几段话: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金圣叹肯定了《史记》写人手法对《水浒传》的重要影响,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其二,指出了史书与小说(即历史与文学)的不同之处。史书是“以文运事”,必须忠于历史,忠于事实,不能虚构、想象。而小说是“因文生事”,可以顺着笔性来写,即在符合情理的前提下,可以虚构、夸张、驰骋想象,这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其三,他认为《水浒传》里的人物都可以单独成为一篇传记,这不仅探讨了《水浒》的艺术结构,而且提醒人们,要用读《史记》的方法来读《水浒》,时刻注意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金圣叹的独特眼光,抓住了《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核心所在,给人们认识《史记》纪传体的艺术特征、认识历史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金圣叹不仅在读法中注意《史记》与《水浒》的关系,而且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如《水浒传》第一回写道“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时,金圣叹评论道:“一路以年计,以月计,以日计,皆史家章法。”第三十四回回评云:“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记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第二十七回写管营逐日款待武松,酒、肉、菜、盘、碗、盏等等,细细开列,色色描画,金圣叹评云:“尝言太史公酒帐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第二十八回回评云:“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然后再引出《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写法技巧,这种方法实际上也是把《史记》与《水浒》进行对比,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金圣叹对《史记》的评点,不仅为《史记》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也给清代的小说理论奠定了基础,如戚蓼生《红楼梦序》、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都将《史记》与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可见金圣叹的影响之大。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