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辙赞美韩驹似储光羲,是指什么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江西诗派”与储光羲相距甚远,苏辙此论在当时就激起别人的疑惑,有人向苏辙请教,何以将韩驹比作储光羲?苏辙解释说:“见其行针布线似之。”(曾季狸《艇斋诗话》)苏辙这句话告诉了我们答案。
所谓“行针布线”,指的是诗法。苏辙作诗,很重诗法。他的《诗病五事》谈叙事技巧:“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他认为作文的“高致”在于“脉理”为一,诗歌叙事,如果“寸步不遗”,乃“拙于纪事”。苏辙此论,强调诗意关联,重视“行针布线”技巧。而韩驹恰恰注重“行针布线”,他主张“诗要联属”,“大概作诗,要从首至尾,语脉联属,如有理词状。”(《诗人玉屑》卷五)在“有理”的基础上,强调意脉相连。有人评价他的诗“淡泊而有思致”(《太仓稊米集》),其“思致”就与“行针布线”的技巧有关。这类诗歌较多,仅举一例。其《十绝为亚卿作》之五:“君住江滨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诗中贯穿“亚卿与妓别”这条主线,叙事抒情,曲折动人。一、二句在叙事中勾画出两幅画面,孤立言之,平铺直叙,似无曲折,而两相阻隔,江海相望,则情意无限,第三句以“潮中”顺接“潮头”连绵而下,使行文陡起波澜,第四句以“流”接“泪”,乘势而上,“不流”虽不合乎常理,却合乎痴情,也使叙事摇曳生姿,更为精巧的是“不流”绾合了一、二句,于此可见“起画楼”、“送潮头”特富深情。诗歌以“不流”结穴呈现出圆形叙事结构,“妾”、“楼”、“流”等字迭出,增加诗歌的回环美。诗歌语言仍然是“以水喻情”的传统模式,由于“行针布线”的巧妙,使得该诗别具韵味,新人耳目。
苏辙喜欢的储光羲,也颇讲究诗歌结构,其诗同样具有“行针布线”的精巧特征。如其名作《钓鱼湾》:“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诗歌构思极其精巧,在多重画面组合的描写结构中隐藏着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叙事中心是等待情人。首句以“垂钓”开端,第二句宕开一笔,不叙其钓,以一“春”连绵接下,以杏花乱景转移视线,其“乱”或有心不守“钓”之意。第三、四句转回叙事,一“疑”一“知”推进叙事发展,也隐约可见观景意在遣时。第五句以一“待”连接意脉,出人意料,令人顿释前疑。最后一句“维舟”两字补足整个叙事环节,使全诗产生扣人心弦的倒叙效果,同时又使诗情富有起伏,形成由闲静至扬起,再回至平静的抒情结构。全诗所建构的三重结构,足见诗人布局匠心。储光羲重视诗歌叙事诗法,不少作品皆具有精于布局的特征。于此不难看出韩、储“行针布线”确有相似之处。
此外,韩、储诗风也具有相似性。苏辙题赠韩驹诗歌,写于崇宁五年,苏辙所见韩诗是其早期之作,主要是他游学“海陵”(今江苏泰州)期间的作品。所以,我们不能以韩驹所有作品来验证苏辙的话。文学史多将储光羲归入“王孟诗派”,储诗“清而适”(胡应麟《诗薮·外编》四),“真朴,善说田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而韩诗亦具有“淡泊而有思致”的特点,其“淡泊”之味当与储光羲神似。韩驹早期作品的清淡特色甚为鲜明,《送葛亚卿欲行不一过仆》、《送松陵老农》、《十绝为亚卿作》等皆典型。
我们也许从韩驹诗中找不到多少直接借鉴储光羲的证据,但并不能否认二人诗风的相似性。他们尚清淡,皆源自于陶潜。《四库提要》认为储诗“源出陶潜”,韩驹论古代诗人,认为“惟韦苏州得其(按:指陶潜)清闲,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独得之,但恨其少遒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可见韩驹精熟陶诗。其《题采菊图》序及诗则是倾慕、效法陶氏的鲜明体现。所以,从深远的诗学渊源看，二人诗风相似具有深层的理由。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