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主要讲价值的学说，这是《四书》能够成立的重要的原因。《四书》是对于《六经》的一个继承。关于《四书》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按照朱子的说法，《四书》是对《六经》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接续。朱子说《六经》非常繁重，《四书》比较简约。学习《六经》就像到田里去割稻子，割下来再舂成米，再经过筛捡、打磨，再做成饭。而学习《四书》就像直接拿米来做饭。从繁重到简约，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这四部典籍，以前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远没有《四书》成立以后那么强。比如《论语》，在汉代时虽然也比较受重视，但是它的地位不能同五经相比。《孟子》，西汉时也曾经立传记博士，但是很快就罢去了。最后只剩五经博士。《大学》和《中庸》，它们受人重视就更晚。南朝梁代的时候，梁武帝他自己写了一个《中庸解》，这说明在梁代的时候，《中庸》才从《礼记》里面独立出来，单独成书。再如唐代的大思想家李翱，他也非常重视《中庸》，他把《中庸》作为他的复性说的基本前提。《大学》，韩愈非常重视。北宋的一些思想家也比较重视《大学》。《四书》有一个慢慢被发现和被重视的过程。到了北宋二程，他们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南宋朱子把四者合在一起作了注。《四书》这个学问，到朱子这里就正式成立了。

　　《四书》这套学问之所以能成立，就是人们想把经学里面已经表现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以浓缩的形式特别提出来。朱子以后，特别是到了元朝，元朝明确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当时的考生不但要背诵《四书》的本文，而且最好还要把朱子的注背下来。元明两代，《四书》是士子家弦户诵之书，读书人必读。《四书》既把《五经》的内容包在里面，又以非常平易的方式把《五经》的内容提揭出来，这就是所谓“五经繁重，四书简易”。朱子和南宋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吕祖谦合编了一本书——《近思录》，《近思录》里明确提出：学《四书》是学《六经》的阶梯，学《近思录》又是学《四书》的阶梯。因为这个《近思录》把周敦颐、二程、张载再加上朱子自己的注释，将最重要的理学家的思想以语录的形式很简明地编纂出来。所以他说：《近思录》是四子之阶梯，而四子又是六经之阶梯。按照朱子的说法，《四书》不仅包括了六经的一些观点，而且那些最主要的、中华民族赖以成立的最基本的价值都在《四书》里面体现出来。《四书》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以浓缩的形式把《六经》的内容非常平易地提出来。《四书》的成立有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的逻辑。

　　《四书》之学是一个既提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又把经学所表现的最基本的义理吸收在里面。它是通过朱子对《四书》的注释表现出来的。朱子自己说他对《四书》下了四十余年的功夫，可以说他终生的力量差不多都用在《四书》上。朱子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涉猎广博。对于经学、史学，特别是对于理学贡献非常之大。一般认为，在朱子的所有著作里面，最重要的、对后世发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自己说：“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对于《论语》、《孟子》下了四十余年功夫，他的注释每一个字都仔细地斟酌、考虑，好像在称上称过，不让一个字偏离文义，所以学者应该仔细看这些注释。他又说：“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这是当时的口语，意思是说注释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这一点是比较难的，《论语》字句容易理解，但是义理往往不能贯通。注释经书，按照次序注释有时比较容易，但是对整本书加以义理贯通，而且文字接续，文气还要一贯，这是很费功夫的事情。朱子做到了。他又说：“《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意，所以改削不已。”意思是说，《中庸》这个书他自己的注解每看过一遍都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不太多。但是《大学》不一样，他一面看，一面对自己的注释发生怀疑，所以他一直改，一直到临死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这一章的注解。下了这么多功夫，所以他对自己的注释非常自信。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他的《论语集注》的每一个就像在称上称过一样，不让这个字下得不稳，不让它高一些，也不让它低一些。这些都是说他对《四书》的集注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另外朱子还有一个有名的著作——《四书或问》。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了以后，在与学生的讲论当中，学生们提出很多疑问，这个书是他对这些疑问的具体回答。《四书或问》可以说与《四书章句集注》相辅而行，而且更重要。因为里面有很多容易有疑问的地方。朱子对这些普遍有疑问的地方，又加以特别的解说。所以这个书也非常重要。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四书或问》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四书章句集注》。当然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朱子对读《四书》的顺序也有一个说明：“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这里说得很清楚，《四书》都很重要。把《四书》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的不同。他认为这个次序是以《大学》为先。首先是因为《大学》的字句比较容易理解，其次因为《大学》提出了一个修身、做人的框子。三纲领、八条目。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三纲领，做人要达到的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就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子自己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就是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大学》里面规模已经定下来了，这就是要止于至善，要通过八条目来达到，这就是规模。我们说，《大学》确实是一个大的框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南宋末年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叫真德秀，他作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就是对《大学》的丰富内容加以引申、发挥。朱子自己也说《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个框子，要人用具体的功夫把这个框子填实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就是引用《四书》《五经》里面一些经典语句，把它们分别对应地放在《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里面。《大学衍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书，后来许多讲经筵的，都用这个书作为教本。经筵就是皇帝选择大臣里面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来给皇帝讲课。《大学衍义》对《大学》八条目后面的两个条目——治国、平天下的论述没有完成。后来到了明代，又有一个思想家叫丘浚，他作了一个《大学衍义补》，对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最后没有完成的那两目加以补充。丘浚这个书有一百五十卷之多，对治国、平天下这两目就可以补充一百五十卷，内容非常之多。这些材料都来源于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四书》和《五经》。以上说明，《大学》对后世发生的主要影响是定一个规模，规定了做人的目的和为学的次第。至于具体内容，要靠其他东西把它填充起来。

　　“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学问和做人都要有个根本。根本就是说你的基本的价值认同在什么地方，价值认同的方向就是根本。在《论语》里，价值认同的最根本东西就是：仁、义、礼。《论语》是通过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具体工作。是把做人最基本的价值认同立起来。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发越”就是发扬、发挥的意思。《孟子》这个著作非常有气势，读起来有一种滔滔而下、马奔腾的感觉。所以后来二程说孟子有英气，就是说读起来使人有种咄咄逼人之感。孟子有英气，像水晶，精光四射，使人心中的愧疚无处躲藏。前人经常说，孔子像一块玉石，非常温润，与人相处，使人感到不会被割伤。而孟子呢，有英气。二程说：有英气就害事，有些事情靠英气可能就会做坏。但是孟子的特点就是有英气。孟子去游说诸侯，他不像一般游说的样子，他不看你统治者是巍巍堂高三尺，他说你有人爵我有天爵。人爵者，就是人间的这些功名富贵；天爵就是和天为一的那种道德、境界。他有天爵，他不畏惧人爵。他说很多的人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意思是指有些人进行道德修养、学问，目的是为了获得人爵。孟子说他就是以天爵本身为目的，所以他游说诸侯往往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排场很大。孟子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但是他那个张扬不是为了给自己争面子，而是为整个知识阶层争面子。所以孟子喜欢发越。孔子讲的道理非常平实，孟子做充分地发挥。孔子是“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到了孟子这里，性善说，尽心、知性、知天说，养浩然之气说，全出来了。这就是孟子对于孔子的发挥，这就是其发越处。只有了解了这些发越，才能对人的本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能对做人的道理有更加亲切的体悟。这都是孟子不同于孔子处。所以朱子教人在《论语》之后要读《孟子》，看他的发越之处。

　　最后，朱子说：“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中庸》里面选的全是古人的话，比如智仁勇三达德，紧接着是五达道，再如治国有九经，这些都是非常广大的方面。《中庸》头一句就讲：“天命之谓性”，性、道、教，这是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中庸》是把人和天地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地方都是古人的微妙处。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各有特点，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其担当的角色。《四书》是一个的系统。虽然是四本书，但是到了朱子这里，他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他把儒家几乎所有的方面都非常显赫鲜明地放到了人们的面前。朱子说：“《论》《孟》《中庸》，待《大学》通贯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通贯浃洽”，“浃洽”就是湿透了、浸透了的意思。他的话意思是《论语》、《孟子》、《中庸》这三本书要等到《大学》通贯、浸透了，就是要把《大学》所讲的三纲领八条目理解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里面是贯通、没有隔阂的。达到了这一点，再来看《论语》、《孟子》、《中庸》。他说：“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缺功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这个“上面”和“下面”，是宋明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下面”，就是具体的日用功夫；“上面”，就是道理。“下学而上达”就是在具体的日常功夫里面掌握那个天理，掌握那个最根本的道理。这个“下学而上达”可以用王阳明的一句诗来概括：“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化前。”“造”就是达到的意思，“先天未化”，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天地还没有剖判之前就是“道”。先有了“道”，然后才有天地的剖判。在日常行为里面达到“道”。这就是由下学而上达的一个表现。朱子认为，《大学》是最下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都是很具体的东西。《论语》更进了一步，是在具体做人、修身里体会根本的道理。到了《孟子》，更进一步，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对孔子所不讲的性跟天道这些形上学的内容做了补充和发挥。最后到《中庸》讲的完全是性、道、教这些最根本的道理。然后再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讲天道、人道、诚，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形上学的内容。所以朱子讲，第一先学《大学》，再学《论语》、《孟子》，再学《中庸》，这是一个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形而上学那套东西就在下学里面，你不能理解形而上的东西往往是因为下学的根脚没有立稳。要想达到《中庸》所讲的“诚者，天之道”那些内容，首先要做到《大学》里所讲的通过三纲领八条目达到止于至善，这就是根脚。没有这个根脚，诚、天、道就不容易达到不容易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经典，是我们每个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都应该掌握的东西。掌握这些不是说给你带来什么现实的利益。冯友兰先生经常说：哲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哲学是“无用之大用”。读中国古代经典，掌握一些道理，最重要的东西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哲学是讲如何做一个人，如何了解人的本质以及人在整个社会中甚至放大到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只有把这些根本的道理思考得有一些眉目了，人做具体工作的时候才有一些秩序。当然讲这些好像也还是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在。我觉得经典是对于每个人的一个文化的浸润。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文化这两个字说到底就是人从野蛮的状态通过文化结晶对它进行不断地改造、化导，使它不断地提高、进步，这就叫文化。用文来化，这就是文化。我们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对民族的最基本的经典都应该接受它的“文化”、接受它的熏陶。且不要讲它能够带来的利益。那些利益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经典是摆在那儿的，它是祖宗、先人的文化积累，供你来理解、使用、诠释等等。它的用处可以是很直接的，也可以是很不直接的。朱子说读书要从易解处去读，最先下手处要从最容易理解的地方来读。他说《大学》、《中庸》、《语》、《孟》这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这个“粲然”就是非常光明地摆在那儿，非常显明地昭示给我们。“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真正把四书读透了，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好，没有什么人不能和他相处的。朱子之所以把它说得这么绝对、说得这么高，是他四十年功夫所得的体会。可能有人说，朱子用了四十年的功夫，只是局限在学术方面。其实不是这样。只做学术不做官吏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分工。古代人一般都是即官即师的。朱子大概前后做过十年左右的官，他做官也做得非常好，处理事情非常通达，而且能够不避权贵。《四书》对于他并不是只是一个书斋里面的体验。他讲这个“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并不是仅仅讲学术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