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的主流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已经将近百年。这场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的语言变革，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至为巨大，已然不可逆转。

　　刘梦溪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关于“大师与传统”的演讲中，就这场语言变革指出了一个堪可思量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堪称大胆的主张。

　　所谓堪可思量的现象：白话取代文言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就在白话文进入国文教材、成为主要教育资源之后，一些鸿儒硕彦的学术著述依然以文言为主。刘梦溪说，严复的翻译一直用文言，章太炎的文章一直热衷于追求古奥，梁启超的所谓新民体，尽量吸收白话的成分，但并未完全抛弃文言，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者，也都是用文言、半文言写作。他们的著述都具有广泛的影响，这说明近世以来白话文日渐隆盛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包容着文言的流风遗韵，文言依然保有强大影响力。

　　与此相仿佛，直到今天，古体诗词的写作，一直是现代学者与普通文化人无可革除的共同癖好。在一个县域之内，一般找不出哪怕一位为现代学术体制所认可的学者，但是业余从事古体诗词创作的作者，往往具有几百上千之众。由此可见，文言诗词的写作和欣赏，远远超出学术传承之域界，而是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文化心理和习尚之中。

　　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学者深切关注。其间的奥秘堪可玩味。

　　基于此，刘梦溪先生主张，文言不可全废，而应该部分保留。不但在我们的学术著述和诗词创作等等文化生活中文言事实上依然存活，即使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也可以自觉地保留一部分文言。那些重要的国家文告，和重要的外交文献，应该适当使用一些文言语词，和文言体式，因为这种文言语词和文言体式可以提升文本的庄严感。

　　刘梦溪先生所描述的“现象”，属于“部分保留”文言的事实，所提之“主张”，实际上已经超过“保留”，而是要在业已完全革除文言的某些领域，部分地“恢复”文言。

　　我认为刘梦溪先生的主张值得我们重视。在白话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之今日，我们大可不必一提文言就斥之以保守、复古，更加不用担心文言威胁了白话的主流地位。即使我们接受部分恢复文言的主张，文言充其量也只是我们语言海洋中的微量元素，最多只是白话的补充而已。

　　但是，微量元素常常可以极大地改变某种事物的质地和品性。文化中的微量元素更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某些领域自觉地恢复一部分文言传统，不难预料，一种文化厚重感、历史纵深感，将会随着那些文言词语和文言体式扑面而来，一种古老的诚恳态度和带有神圣意味的严肃精神，也会借助文言得到恰当的体现和传达。所以，在某些特定语境中部分恢复文言，可能有利于保持中国人的庄严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