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6日上午，毛泽东三次致信秘书田家英，请他查找一首咏梅诗。上午6时的信写道：“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8时半他又写信说：“田家英同志：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 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随即，他又追加一信，说：“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后来终于查知，这首诗是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中的第一首，全诗是：

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前人称其《梅花九首》“飘逸绝群，句锻字炼”。这九首梅花诗，首首读来都有孤独高傲而无凄凉抑郁、怜梅惜梅却不神伤心碎的特点。历朝历代诗人咏梅之作众多，相比之下，高启写梅独摄其魂，确有不俗之处。毛泽东所喜爱的第一首，以瑶台仙姿赞其超凡脱俗，以高士美人歌其孤傲高洁，以疏影残香怜其澹泊自爱，突出了梅花高洁坚贞的精神。

在文学史上，明朝不以诗歌见长，但也并非没有佳作。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毛泽东爱其诗，自然重其人。在查到这首咏梅诗是高启所作后，他大为赞赏，不仅重新书录了全诗，而且在诗前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九首之一。”在“伟大”下面，他还重重划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据史料记载，高启才高命短，在39岁时因文惹祸被腰斩。对于他的才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因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明诗别裁集》收入高启21首诗，《梅花九首》不在其列。《明诗综》选收高启诗作138首，也没有《梅花九首》。但是，为什么毛泽东谈到《明诗综》中高启的诗作时还认为仅仅是“好诗”，在查到《梅花九首》是高启所作后，却评其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呢？

这可能与他当时正在酝酿写《卜算子·咏梅》有关。据郭沫若回忆，该词作于1961年11月，《毛泽东诗词集》将其写作时间定为1961年12月。笔者猜测，也许是酝酿于1961年11月，成稿于1961年12月。联系11月6日毛泽东连写三信查高启的咏梅诗，说明高启诗作给他的启发或许并不亚于大家熟知的陆游《卜算子·咏梅》。

1961年，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我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到年底，由于中央调控得力，形势有所缓解，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写这首咏梅词，目的显然是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人便容易动摇。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着，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写作《卜算子·咏梅》之前，毛泽东遍阅诗词，酝酿情绪。虽然他对陆游《卜算子·咏梅》非常熟悉，却不欣赏词中流露的驿外断桥边旷野怨妇般的自怨自艾、孤芳自赏和凄凉哀愁。相比之下，高启的这首梅花诗，写梅之高贵，孤傲而不哀怨，大雪暗夜却不掩仪态万方。以毛泽东的审美趣味和革命家情怀，自然更加欣赏高启诗中透露的“梅之精神”。在这样的心境下，毛泽东对陆游词中的哀婉情绪不以为然，认为“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作此词”，以至于干脆“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现在处境虽然困难，但应该像梅花那样保持一股傲霜斗雪的劲气。有了这样的审美心态，高启诗当然比陆游词高明，所以毛泽东挥笔写下“高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的评价。由此看来，在对高启的评价上，《明诗别裁集》、《明诗综》的编者弃《梅花九首》于集外，显然是没有从“梅之精神”的角度来品鉴，而毛泽东推崇胸襟和神韵，自然有他眼光独到之处。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中下阕首句原为“梅亦不争春”，修改定稿时改“梅”为“俏”。这样，全词无一“梅”字出现。这或许正是毛泽东有意为之。高启的九首梅花诗，即是首首不见“梅”字。如此联想起来，高启的咏梅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许为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诗作提供了借鉴。〔梁琨，中央档案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