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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词自清末出现以来，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众说纷纭。近代，在学术思想上有相互对立的两家，其代表人物一是胡适，一是马一浮。
胡适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这叫作“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
此后，胡适又陆续撰文，补充阐释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国故”，是文化史，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意中的国学应该是“故”去的、缺乏现代生命力的东西。
马一浮对国学的认识与胡适不同。他在《泰和会语·引端》一文中指出：“欲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鱍鱍的，不可目为骨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马一浮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即六经，与人们的心性紧密相连，“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
马一浮的观点未必全都正确，但起码有一条值得我们深思：国学不是静止的死物，而是活生生的东西，是体现于“百姓日用”之中的；研究“国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为了丰富全人类的精神文化。
胡适与马一浮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欧美汉学即“洋国学”和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即“土国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洋国学”提倡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习惯于把“国学”当作古代的旧物来“整理”，认为“中国文明不过是另外一个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而已；“土国学”更注重中国文化传统内部鲜活的、具有时代性的精神内容，强调“日用”和发扬。“洋”、“土”之辩，也体现了研究整理国学之前的态度或观念的不同。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忘记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忽视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就会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伤害。因此，从学术指导思想上对近代以来“国学”研究的种种传统加以认真清理总结，使“国学”研究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要求的正确道路健康发展，已成为文化领域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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