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的《丧家狗》一书有个副标题——我读《论语》。近年来，《论语》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前有一些学者及各界人士积极倡导“国学复兴”，后有于丹教授以“心灵鸡汤”方式来解读《论语》，一时间搞得街谈巷议话《论语》，什麽“国学辣妹”出笼，好像还有个粗通文化的保安在北大里开讲《论语》。李零的《丧家狗》一经出版就立刻成为了风头浪尖，连同他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也成为众多有志于“国学复兴”人士攻击的对象。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李零是否用“丧家狗”这个称谓数典忘祖，对先贤圣人的辱没。在那些“国学复兴”倡导者认为，只有“国学”才能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用王国维的话来说“东方之道德将大兴于天下”，国学真的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吗？

　　对于“国学”，从我国现代以来一直陷入一种二元对立论的怪圈，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只手打倒“孔家店”，而梁漱溟等人则尊孔，试图建立“新儒学”，70年代的“批林批孔”，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又被一些专家学者重新拾起来当做金不换的“老宝贝”，仿佛“圣人之言”无一字不是学问，皆为当代中国之对症下药，陷入盲目自大的狭隘怪圈。纵观中国传统社会，大抵寄改良社会希望于“明君”、“圣人”身上，明君不得则退而求其圣人，圣人不得则将一些优秀的思想者圣人化、神仙化，比如孔子、老子。而权势们也乐于这样推波助澜，用鲁迅的话来说颇为恳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权势者的圣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做“敲门砖”。“圣人化”其实也就是“妖魔化”的表征，于是及至到封建社会末期，孔夫子已经稳固地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中国的民众对圣人大都恭谨有余亲切不足，因而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改良的那一套“儒家”的东西供奉实行起来并深信不疑，由此可见，中国的民众是愚众，中国的统治者是骗子，把孔子奉为庙堂之上借此来唬人，而那些倡导“国学复兴”的志士仁人们，不就是试图把新文化运动拉下圣人牌位的孔子又请回去吗？是何居心呢？

　　李零的《丧家狗》重新复原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孔子作为“奔波于路上的‘丧家狗’”之像，那是一个流浪于尘世之中的孔子，一个怀抱理想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复古主义者）的形象，一个孤独的老人，让读者亲切有余尊敬有加，从而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儒学”，因为当孔子与其他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才能真正激活“儒学”最富魅力的那一部分来。其实李零的这种治学态度也是深谙于孔子精神的，因为孔子说：“众恶之，必察之；众好之，必察之”，在当今这个多数人都认可“国学复兴”的年代里不是同样也能引发人的思索吗？也有人认为“丧家狗”这个称谓是对于“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亵渎。其实不然，李零对于“丧家狗”是这样阐释的：“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可谓深谙于孔子当年的精神状态。再说，这个称谓也是经过孔子本人所默许的：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颡似尧，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其实细读《论语》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是一名彻底的复古主义者，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还妄图恢复到周礼那一套繁缛的东西，完全不合时宜，其言其行对于做人、做事从人格塑造来讲确有汲取的营养，剥离掉所有罩在孔子身上的光环之后，我们把他从“圣”拉回到“人”的地位，一名坚韧的知识分子，一名有创造力的思想者，用李零的话来说“他是个堂吉诃德”，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坚定着自己的理想，可爱而又可笑。李零的文章恣意汪洋，深入浅出，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信雅达”的境界。尽管李零对于《论语》个别句子的解释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这种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不伪饰，不污蔑，还原出一个智者的孔子形象，善莫大焉。从孔子身上，他似乎还挖掘到了知识分子的某种宿命，用他引自蔓海姆的话来说：“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对于寄希望以国学来力挽世界狂澜的想法，我们也不得不嗤笑，正如孔子在春秋时期妄图恢复“周礼”一样，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试图用“儒家”学说来达到宗教的救赎作用，也未免可笑。孔子稳坐圣人，他所寄托的科举制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零说：“孔子不能救中国，孔子不能救世界，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