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周桂钿　　　龚鹏程 　　邓正来

吴　炫　　　董　平　　　吴根友 　　朱汉民

　　近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协办的“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在杭州召开。这次论坛的宗旨，是跳出中国!西方、激进!保守、文化!文明、传统!现代、学术!现实等日趋僵化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创新如何可能”的问题引导之下，重新审视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

什么是儒学创新？

　　讲究“述而不作”的儒学是否有创新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对此创新予以特别的强调？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创新是思想的常态，儒学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在如何理解创新的内涵与方法的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共识，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分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教授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基本问题，因为所谓现代化，也就是时代化，适合时代要求的是精华，不合时代要求的就是糟粕。最无益的态度，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古代典籍，事实上，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很多精华变成了糟粕，相反，不少原来被认为过时的东西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创新的关键在于认清时代的要求，使儒学发展和时代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浙江省儒学学会吴光教授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儒学的时代性要求。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正在发展之中，类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难再说只是西方观念，同理，“仁爱”、“民本”、“中庸”等观念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正是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状态，事实上，谭嗣同、康有为、马一浮等人的儒学都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并非固守于儒家传统教义。今天儒学创新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以民主仁爱为本，以科技法制为用，从道德仁学走向民主仁学。如果离开了仁爱思想，以德治人，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但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学。

　　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教授认为，创新往往是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创性的，一种是整合性的。事实上，前者极为罕见，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对前人思想所进行的整合。孔子本人是如此，现代的胡适、冯友兰等人也是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提供一个戛戛独造的体系就贬低创新的价值。儒学创新的基础首先是对儒学传统有深入体会，既要考虑儒学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因素，也要尽力避免受那些并不符合儒学根本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干扰。比方儒家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绝不是要以集体压倒个人，而不过是因为要塑造道德的个人，必然会对“利他”的维度有所强调而已。儒学的创新不是用今天的经验去取代前人的经验，而首先要力求给予前人思想以更为恰当的评价。

　　上海财经大学祁志祥教授支持董平教授的观点，他以主编《国学人文读本》的亲身体验，提醒儒学研究者应该更全面地认识儒学经典。事实上，儒学为如何培养和发展健康的人性提供了极丰富的教益，我们不能人为地将古代智慧片面化、单一化。上海社科院周山研究员也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更审慎地对待儒家思想资源，不能只是工具性地使用儒家经典，而应该更深入、更精确地解读原典。相比那种急于经世致用的态度，这可能更为符合文化本身的内在规律。不过这类观点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张弘教授等几位先生的质疑，后者认为这样谈问题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古代儒学中已经包含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以至于不需要从西方寻求思想资源，这样做是否忽略了时间性维度，是否将思想整体割裂成了孤立的材料？

　　这一问题在吴炫教授那里得到了回应。在他看来，以往中国儒学研究的根本盲视，是把注意力放在辨识古代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上，而忘记了儒学是一个整体，要保持其内在活力，使其获得当代价值，必须对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观念进行改造，这不仅是要扬弃其糟粕，而且是要改造其精华。比方说“知足常乐”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对此观念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追问，比方说怎么就叫“足”？生存欲望上的“足”如何规定？吃喝玩乐而无损他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轻视？人的创造性追求有没有“足”的问题？进行这类追问，不是要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使已有的文化观念重新成为问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创造性的回答。吴炫教授认为，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个体独立”、“生命意识”、“创造力”的三重过滤，这不是简单的挑选，而是以古代思想观念为材料，致力于文化的个体化创造。这种个体不是以己之所欲去“齐天下”，而是以自身影响世界。不是问哪些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仍有价值，而是问当代中国人何以能恢复活力，以一种放松、健康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生活，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提出，今天的学者对儒学有种种不满，这是创新的原动力；但是在表达这种不满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种不满是什么，要结合特定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框架谈问题，而不能像是在讨论“超时空”的观念，否则一是不容易谈深入，甚至有可能走入理论的误区；二是容易把现实生活的所有问题都笼统地推给儒学，结果使儒学成为本应包治百病的良药了。儒学并不能够救世，研究儒学的学者首先是要做好知识学的工作，一是问知识的来龙去脉如何，二是问知识的增量点在哪里。

儒学何以获得当代价值？

　　儒学在当代社会是否仍有其价值，儒学如何真正进入现代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与会专家最感兴趣的问题。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是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专家，在他看来，新儒家有过分精致化、贵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学与社会的关联，但结果却背道而驰。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离开了民众的认同绝无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学化为群众的情感认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学要告别贵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后者是迎合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前者则是对正面的世俗价值的承认。这一点浙江工业大学王福和教授深有同感，他结合自身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见闻，尖锐地发问：为什么日常生活的东西会成为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的艰深学问？就此问题，学者龚鹏程教授的看法引发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他的报告题目为“生活儒学的面向”，这是他多年来从事儒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总思路。他反对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他本人及一些台湾学者一直在做相当具体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爱情学等课程，以儒家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学的资源，指导民众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中营造美感等等。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济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的见解与蒋、龚两位先生有所差异，他认为儒学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未必就是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深入生活，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儒家文化本身有欠缺。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此目标而言，传统儒学所蕴含的“释放性精神”即奋斗进取的精神并不差，但是在“规范性精神”，即如何建立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秩序上有所欠缺。以上讨论的重点，是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是否适应现代生活，而另一些学者则着力于对儒学思想中某些仍有生命力的观念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从一个具体问题即“价值的多元普遍性问题”入手，展示了儒学传统观念的现代意义。他指出，现代世界的文化逻辑一直处于“普遍性”与“地方性”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而儒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念，即“多元普遍性”。多元普遍性是指多元并存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特殊性、地方性，它本身正是普遍性的表现方式。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关系，不是争夺作为普世文化的地位，而应该是在良性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承认的文化”。武汉大学哲学系吴根友教授的思路与陈来教授有些接近，他着重阐发了儒家有关“差等爱”的观念。他认为儒家“亲亲而仁民”的观念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糟粕，它所表达的不是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而是为爱找到一个可靠的起点。这种观念在西方同样存在，是基督教教义中很重要的内容，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人看重家庭，西方人看重无差别的人类。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能否重新构建起爱的秩序？在此构建中，儒学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则对宋儒的“圣贤气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宋儒所崇奉的圣贤气象，一是关怀天下、积极用世，一是对“孔颜乐处”的追求，两者都有相当强的当代意义，又都有创新和发展的必要性。就前者而言，我们要有更强的政治、文化的批判意识；就后者而言，个人的理想生活境界应该纳入现代人的权利意识以及现代政制建构等问题。吴炫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将儒学的现实性与理论性统一起来。他同意多数学者的看法，如果儒学所提出的命题看似完美无缺，在实际生活中却毫无用处，那么这样的命题在理论上就没有作深入探讨的必要。这并不是要鼓吹工具理性，而是说理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现实。要突破儒学原有思想框架的束缚，意味着抛弃那些大而无当的概念，抓住有明确现实针对性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今日儒学研究的重点，应从传统儒学是否仍有价值转移到能否利用现有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理论原创上来，而所谓原创，即是以中国问题为标的，对中西方既有思想观念作双重批判，以求取既有知识力度、又有生命强度的个体化理解。捍卫儒学或者抛弃儒学的主张都只是情感性的，要让思想回归为思想，必须让思想在理论创新中激发活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能力探讨所谓文化问题。正如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所言，文化不是功利性的占有，而是“是”和“成为”。中国文化始终有一个如何成就自身的问题，而真正的成就一定是一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或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