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几次国民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阅读率持续走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更呈下降趋势。然而，如果你现在走进书店，却会得到与此相反的印象，经典图书的品种与数量，再版与重出的密度和频率，均已超过了前些年的水平。

中国似乎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经典出版的黄金时代。

怎么解释这种经典出版与阅读之间二律背反的现象呢？

曾经错过的时代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这是伟大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对“经典”做的第一条定义。其中包括两种含义：首先，此人“确实”正在重读他以前读过的书;其次，他以前可能并未读过，但羞于承认，不过，他至少曾经听人说起此书，或是看过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

重读证明了经典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被动的初读(不管你是否承认)则暗示着经典阅读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迫于外界的压力去阅读，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为了“面子”去阅读，甚至伪装阅读。

当然，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所能带来的巨大的阅读乐趣。我们不必在此奢谈其文学性和思想性，但它们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最大秘密，便在于总能让读者从中找到共鸣。从中世纪的流浪儿、19世纪的俄国贵族青年，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拉格的小职员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近年来才开始提倡素质教育的理念，但一代年轻人已经错过了经典阅读的大好时光，他们中间，意识到要回头补课的大有人在。此时，首先选择经典，情理之中。

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人的图书消费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否则便难以解释出版市场的兴旺。比起30年前，中国人无疑有了更多的钱，更大的居室空间，以及更多可以购买的书，这一切，都使得个人藏书变得更为容易，而经典作品必然是藏书的首选书目。藏书的目的未必全然在于阅读，书架上的经典同样可以用做装饰，向客人和邻居无言地宣示其主人的文化修养。

此外，中国的图书馆系统在公共阅读服务方面作用极其微弱，迫使有阅读需求的读者不得不进入书店，自己掏钱买书，而非到图书馆借阅。

就读者来说，重读是其成熟的标志之一。英国前段时间有个调查，证明英国人重读的比例相当高。“企鹅经典”文库进入中国后印量始终居高不下。实际上，普通读者了解新书的渠道非常有限，读经典是个安全的选择，不至于被花花绿绿、难辨真伪的广告轻易误导。

“四书”普及的可能

“旧”是经典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从出版方的角度而言，新书的版权价格或推广费用持续上涨，且面临着难以掌控的市场风险，相形之下，经典再版无疑更便宜，也更安全，并能为出版商赚得品位和名声。

过了版权保护期的老经典甚至不必再支付任何版权费用。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出《三言二拍》《红楼梦》，而对外国文学经典，比如托尔斯泰或狄更斯的作品，只要一次性地支付中文译者稿酬即可，许多不负责任的出版商甚至找来完全不懂外语的“剪刀手”，利用几个现有译本东拼西凑，快速炮制种种新译本，蒙骗不明就里的读者。

另外，中国在1992年才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此前在未获版权许可情况下翻译出版的大量外国现代文学经典，经历之后十几年的空白期，早已绝迹于书店。市场对其中许多名著的需求十分强烈，如怀特的童话《夏洛的网》、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等，从而推动了大量此类作品近年来的重新出版。

还有些外国经典作品，由于政治、伦理、翻译难度，或市场狭小等原因，此前一直未有中译本引进，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增加，这些书正在不断面世。

经典不一定必读，却应常备。有出国经历的人多半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旅馆房间的床头，常摆放着一部《圣经》。美国历史学家余英时曾经就此提出过一个很实际的建议：中国旅馆的每个房间都应该放一部“四书”，就像日本人放佛经，西方人放圣经一样。他在接受某次采访时说：“摆一本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

我们的旅馆房间，很快就要常备安全套了，但“四书”这类经典要在同一地点出现，看起来仍然十分遥远。

被电视放大的经典

爱读书的人不需要理由，不读书的人却有许许多多的借口：没时间，忙炒股，打游戏，或者赶着去各个博客抢沙发。

读书是一种爱好和习惯，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才不致荒废的技能，因而从小培养良好的、持续的阅读习惯便十分重要。

卡尔维诺不否认过早阅读经典往往不能尽得其精髓，因为我们小时候没耐心，精神不能集中，或缺乏人生经验。但是他也指出，青少年的阅读，可能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而经典作品正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教育专家们已经发现，阅读开始的越早，便越有可能发展成一生的爱好。十几岁的时候再去开始这样的尝试，已为时太晚，从而丧失掉了亲近图书的最好机会。

然而现在，甚至一部分老师也开始对经典产生质疑，认为这些作品对孩子们来说太艰深和枯燥，为了迎合孩子的兴趣，不惜以轻松甚至轻佻的作品取而代之。不久前，围绕着中学课本“金庸战鲁迅”事件而发生的争吵，正是这种奇怪心态的反映。殊不知，现在我们孩子们的问题，不在于经典读得太多，而是太少，不在于读得太早，而是太晚。

新一代的电视学者们，也把眼光盯紧了经典。但是，轰轰烈烈的品《三国》和解《论语》行动，并未将数量庞大的读者引向经典本身。于丹的听众们走进书店，眼中仍然只有于丹，而非《论语》，至多用余光看两眼《丧家狗》。

美国有个影响极大的电视读书节目——“欧普拉读书俱乐部”，由电视脱口秀女皇欧普拉·温弗莉主持，每季度发布一本推荐图书，在家庭妇女中有惊人的号召力，所荐图书，即便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样“老”的大部头，其销量也动辄超过百万册。但是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销量却几乎从未因此得到任何拉动。欧普拉推荐什么，她的观众们就读什么，之后便是等待，等待下一本推荐书的发布。

于丹和易中天的读者，与欧普拉的观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被电视无限度放大的经典光环轻易催眠，只是被裹挟进了一场媒体与商家合谋的打着经典旗号的商业狂欢。阅读此时成了另一层文化的包装，一种营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