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秋之世孔子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名言后，“知生事人”已经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粹所在。一入战国，中国历史文化更急遽地全盘大翻动，有识哲人反省过去，批评现状，展望未来，纷纷发表各自见解，一时繁花绽放，多彩多姿。虽然百家争鸣，思想各异，但人文思想则为战国诸子所同具。战国时代是一个“人”的时代，神已退隐。

孔子敬天爱人，以人的行为和人间世界为终极关怀之处，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孟子依然敬天，他对滕文公说君子创业垂统，为的是代代相继，至于能不能成功，那还得依靠天命。他也认为舜有天下是“天与之”。但是敬天之外，人的行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接着对滕文公说，至要者努力实行仁政罢了。至于天使舜有天下，亦非“谆谆然命之”，而是“天不言”，通过人的德行和政事来表示而已，所以天理在人间，孟子的人性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展出来的，他说：“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两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他还说：“无一不是命运，但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孟子依然把眼光投注在人间，此即中国人文精神的精粹。

荀子在这方面的看法更进一步，他把天视为一种规律（天行有常），以合理的行动去对待则吉，以错乱的行动去对待则凶，所以人不可以怨天，能够明天人之分的，才可以算是“至人”。君子只是认真做着可由自己做主的事：却不去追求那属于天道范围的事；小人正好相反，弃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他又认为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当做一种物来畜养它；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要是放弃了人的力量而指望天道，那是不符合万物之情的。荀子这种看法可说是人文思想的极致。

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宗教人文化思想也被后代儒者更加发扬，荀子认为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并不是以为真会求得什么东西，不过是国家表示重视灾害，顺应人情的一种文饰罢了，如果把这些行为看做是一种文饰则吉，要是认为当真有神则凶。《礼记》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大戴礼》也说：“率而祀天子南郊，配以先祖，此所以教民报德不忘始也，率而祀于太庙，所以教孝也。”这都是把祭祀付与绝对伦理意义的表现，也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自然的道家，则把“天”哲学化了。老子、庄子的天都是没有意志力、自自然然的天，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意味。即使百家之中最具有宗教性，最重视鬼神的墨家，也依然是站在事鬼神的目的在于事人的立场而立论，墨子讲“尊天事鬼”，乃因天和鬼都是赏善罚恶，所以他不迷信命运，反对宿命论，而所谓祭祀，那更是“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祭祀绝非求百福于鬼神。这种宗教情操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周易》的思想深植中国人心，其书之成是经过长久时间集体创作而完备。易原是卜筮之书，从每卦卦辞及卦的各爻爻辞，演进到充满哲理的易传十篇（即十翼），恰可作为中国人文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具体表征。关于《易经》的写成，“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两句话已点出《易经》所包含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下的戒慎之心正是人文思想发展的一个基础。这种忧患意识与戒慎心理并非对神发生恐惧，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观念大不相同，引发出来的是畏天修德。卦爻辞中所说的“亢龙有悔”，“履霜坚冰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劳谦君子，有终吉”，“有孚改命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等等，都是在卜筮之外更注入了深刻的人文精神。至易传十翼，原有的忧患心理更加发扬，成于战国的“系辞”说：《周易》这部书人们是不可以离开它的，只有适应它的变化，“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已经很明显指出人的行为决定吉凶祸福，戒慎之心就是要养成“临事而惧”的行事态度。易传十翼更重要的地方是把以论天道为主的《易经》，加上了人道，也就是把世人的眼光从天上拉回人间，所以易传虽明天人一贯之道，但下手处必从人事说起。“序卦”也是战国时人的作品，旨在说明天地万物化生以及六十四卦的次序为什么那么安排的理由，其中所透露的消息，一言以蔽之：人的行为造成卦的变化。此外“系辞”上下假托“子曰”来讲说各卦爻辞的，上系有七处，下系有十一处，谈的都是人事，根据爻辞来说明人的行为应当如何。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易经》原在“弥纶天地之道”，至易传，所论重心全在人道，由天道而人道，正代表着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也深合“知生事人”之义。

至于如何知生事人?至要功夫全在修德，这也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主要内涵。孔子以仁为人自作主宰的基本条件，所谓做人就是实践仁。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人只要通过行为的修炼，是可以接近真理的，这又与“原罪”意识下的宗教虔信大异其趣。孔子以降，战国诸子在道德哲学上都有所新创，即以《周易》而论，“系辞”下在“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句下，列举九个基本卦，都以修德为主，“象”的作者，在解释各卦时，屡屡以德为言，修德所以防患，所谓读《易》可以无过，可以“乐天知命，故不忧”当作如是解。总之，易传十翼的作者以“德”义来发挥《易》的真谛，建立《易》的道德体系。而道德哲学的丰富，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质。

爱民思想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另一内涵，也是“知生事人”所要落实之处。战国各大学派，除法家外，均以爱民为念。墨子主兼爱交相利，非攻伐奢侈，倡国家百姓之大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至高理想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私容焉，而天下治矣。”主张自由、平等。他们的爱民之思都油然而生。儒家的肯定人民，更是明显，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赋敛，不夺民时，为民治产，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他更肯定人民对于残暴的统治者有革命的权力，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爱民思想带到了顶峰。荀子亦然，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因此君主必须重视民意，这都奠定了中国爱民、重民、利民的政治思想传统，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从商、周，以迄春秋，中国人文思想由萌芽而成熟，至孔子作一总结，下入战国，终于放出灿烂的人文之光，中国思想之所以为中国思想，就是以人文思想作为最主要的根基，最牢固的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