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11月18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中国书店分店

演讲者：蔡德贵，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季羡林先生的学生，现为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著有《阿拉伯哲学史》、《季羡林传》、《季羡林师友录》、《东方学人季羡林》、《季羡林写真》等，近著为《真情季羡林》（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演讲主题：变与常——季羡林成功之因

　　迄今为止，季羡林先生的著作已达1000万字。等身的著作甚或成了普通读者接近季羡林的“障碍”，很多人只是把他当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标杆。通过季先生的学生蔡德贵的演讲，我们看到：其实，大师也是平常人。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红高粱饼子是主食，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经过两年的苦练，季羡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而是一页，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老师在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季老最近一直强调：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但是季老分明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温家宝总理誉他为“人中麟凤”，“人之楷模”，他想摘掉三顶桂冠，似乎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依然尊他为泰斗。那么，从“少无大志”到学界泰斗，季羡林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

　　我认为，其实季羡林实现这个转变的原因，也就是他成功的原因，是两个相反的因素：变与常。

第一次变：求生存　父亲将其过继给了叔父

　　所谓变，是季羡林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关键性的转变。

　　第一次是被动的转变，发生在他六岁时。这次转变是客观的，即生活环境的改变。季先生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这是鲁西北一个非常有名的贫困地区。先生家庭更是贫穷。祖父季老苔，父亲一辈兄弟三人：父亲季嗣廉，叔父季嗣诚，另一个叔父因为家里养不起，自小就送了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父两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怙无恃，孤苦伶仃，饿得受不了，便到村南头别人家的枣树林里，捡掉在地上的破烂干枣充饥。

　　为了找一条活路，兄弟俩闯荡到济南，叔父好歹在济南立定了脚跟，父亲则回家务农。但叔父很快失了业，不得不流落到关东。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用身上仅剩的一元钱买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季家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季羡林父亲在老家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瓦，父亲性子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砖瓦卖给他，他愿意付高出几十倍的砖瓦钱。最后，高价买了旧砖瓦，盖了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不久，季家偶然的事情又发生了。原来他父亲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类人物，不善于聚敛财富，却喜欢仗义疏财。手中有了钱，便忘乎所以，5天到外村赶一次集，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客，给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吃饭人埋单。不久，家财散尽，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东房、北房也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如珠玉，卖出时如粪土，一场春梦又成空，季家又成了破落户。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粱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叔父从东北回到济南，重新立定脚跟，叔父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惠林。因此父亲和叔父一商量，便把先生送到济南，过继给叔父。当时，先生6岁。

　　季先生自己说当年如果不是叔叔将自己带到济南，自己能否活下来都是不一定的事情，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自己。

第二次变：得恩师　叔父为他亲自编了《课侄文选》

　　第二次转变是得遇良师，激发了学习主动性。

　　到济南后叔父就把季羡林送往私塾，但由于他异常顽皮被先生赶出私塾，然后被送往一所小学读书，或由于叔父对教学的不满或由于季羡林自己的顽皮，又一次转学，到小学毕业时又上了一所最“烂”的中学——“正谊”中学。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叔父对季羡林的管教极严，在家里要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他亲自给季羡林上部分课程，课本是他自选的理学文章，编为《课侄文选》，是给侄子上课的课本。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先生在该校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提倡读经。季先生的国文教员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先生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先生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先生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先生。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意料。有意思的是，王寿彭作为前清进士，因名字中隐含有“寿比彭祖”，而被慈禧太后垂青，中状元，进翰林。他提倡“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是一个保守的人物，但在给一个中学生写的扇面上，却题写了“羡林老弟正”，下署“丁卯夏五王寿彭”，一点也不摆“大家”、名家的架子。这不能不使先生激动。

　　1930年，先生高中毕业，到北京同时考上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第三次变：赴德留学　受到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第三次转变是赴德留学，受到恩师学术彻底性的训练。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从学者，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后因二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赴战场，于是季羡林又成为吐火罗语国际权威西克教授的唯一学生，得以掌握了世界绝学吐火罗语。

　　季羡林先生记忆力惊人，无疑有天分。但是天分不是季羡林成才的原因。他自己经常说，成功等于天才加机遇加勤奋。而对于季羡林来说，他的成功除了勤奋，还有更为关键的因素：严谨。

　　1940年秋天，季羡林把毕业论文《〈大事〉中偈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出来了。为了使论文顺利通过，他觉得应该写一篇有分量的绪论，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出了绪论。教授从战场回来短期休假，他怀着一番美好的感觉，把论文的绪论给教授看。

　　隔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汉学研究所把绪论退还给季羡林，他的脸上含着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上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看到季羡林疑惑的眼神，教授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瓦尔德施米特还要季羡林花大力气校对毕业论文，不仅要从头至尾认真核对论文，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写这篇毕业论文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季羡林在这三年内从大学图书馆到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报杂志，大概使用过上千种书报杂志，耗费了很多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腻烦。现在还要在短时间内再核对一遍，把借过的书再借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季羡林最后以全优毕业。

常的表现之一：严谨　真情、真实、真切——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他的一生。季羡林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不说少说为宜。后来季羡林自己有了学生，也把这一衣钵传给了学生。

　　正是由于先生有这种“彻底性”的精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除了国学研究，季羡林还精通印度学、佛学、吐火罗语、中印文化交流、英国语言文学等的学问，成为真正懂得各种洋学问的大学者。

　　以对“糖”的研究为例，糖是一种微末的日用食品，平常大多数人都不会重视它。但季羡林经过彻底的研究得出惊人的发现，从“糖”切入探寻清楚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季老已经发现“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的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字sarkarā，这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他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于是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一张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他的手里，残卷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季老说：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都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季羡林先生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度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最终还写就了鸿篇巨著《糖史》。他搞清了为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从糖的“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

　　季老说，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

　　季羡林说：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作非分之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

　　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不是一元起源论。

　　季老对我说，欧洲过去基本没有蔗糖。欧洲熬糖是用甜萝卜，即甜菜。只有欧洲南部有少量的甘蔗，没有什么熬糖的价值。用甘蔗制糖是印度的发明，而把甘蔗制的粗糖加工成细糖即白糖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而中国人的这个发明却是一次意外。据记载，一个中国人把从印度运来的粗糖放在一个大缸里，安置在墙边。突然墙上掉下一块墙皮，正好落在大缸里。这时奇迹发生了。墙皮接触的那些粗糖，突然变白了，成了细糖。这位中国人依此发现了白糖的制作技术。

　　当然，严谨还不只是表现在做学问，也表现在做人。他一生坚持说真话，他对温家宝总理说自己“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辈子坚持三真原则：真情、真实、真切，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另外一类著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常的表现之二：勤奋　每天在三张书桌上写三类“作业”

　　季羡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勤奋。

　　早晨，不，应该说是凌晨，时针指向4点的时候，先生起床，简简单单地洗一把脸，就坐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书桌前，开始了他一天工作的第一个时段。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刊、杂志，夹书的纸条、各种废旧信封，他早饭以前在这张书桌上完成他的第一篇“作业”；早饭之后进入第二时段的工作，在第二张书桌上完成另一份“作业”；而晚饭后，他习惯在第三张书桌上工作。他习惯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去进行一个翻译项目。先生自认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这样新“磨”的脑筋来思考问题，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先生看书，特别注意搜集资料。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资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一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他认为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因为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只要脑海里在思考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可能有用。一个人一生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可能没有用。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思考起乙问题来，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就是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他生怕一时粗心大意丢了张把小纸片，而上面记的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这样就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所以不得不黾勉从事。

　　这样的学问，往往是先生在自己的书房内做出来的。

　　然而，先生的时间比一般学者要少得多，频繁的社会活动，名目繁多的会议，接踵而至的拜访，经常使先生没有整块的时间，因此先生就挖空心思地对时间的“边角废料”进行利用。他承认这“边角废料”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怪名词”，因为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确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学者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自己的，那就根本不存在“边角废料”问题。先生没有这个福分，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经常是“土法”上马：在不得不参加的毫无价值的会议时，先生经常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手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者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哎”、“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不好。这时先生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所以，此时先生反而期望开会了，先生戏说“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此外，在旅途的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从朗润园到外文楼步行在后湖边的小路上，先生的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有时候，先生坐公共汽车，在等车时，往往也思有所得，便从兜里随手掏出一个小纸片，或从地上捡个废烟盒，顺便写上，也是一篇妙文。

　　这种“土”“洋”结合的方法，使先生赢得了比别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间，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笔耕，先生已经出版了近1000万字的著作。

　　眼前的季先生，蓝布涤卡中山装，蓝布涤卡裤子，塑料浅褐软底黑色条绒布帮“懒汉鞋”，开口说话还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这样的一个形象，简直与老农无别，“土”得是那样纯粹可爱。但这样一位“老农”，却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有一年在澳门召开的一次有关东方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有一种过分的热情。就在开幕式那天，全场嘉宾都着西装，而季先生却偏偏着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离开讲稿，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正是齐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世界文化浸润出来的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大学者！从“表”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季先生！（供图/蔡德贵）

隽语录

　　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做人“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辈子坚持三真原则：真情、真实、真切。

　　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