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复兴如何变成了一种商机？

    2007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阅读热当然可以在前几年的读书潮流中找到其源头，到了今年则江河横溢、蔚为大观，央视“百家讲坛”像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棒一样，制造了于丹和易中天近乎神话的奇迹。中国人似乎第一次看到，自己家里还埋藏着如此金光耀眼的宝贝以及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都能在老祖宗的锅里分一杯羹。一时间，历史读物和儒学经典竟成为出版界眼中的“摇钱树”，尽管纸价一再上涨，印刷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转动起来。

    历史读物和儒学经典的热销推动了公众阅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而公众的热情则进一步证实了目前广泛存在着传统文化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于丹和易中天的迅速蹿红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没有道理的。

    百余年来，国学经典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一落千丈。过去说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就是国学，就是四书五经。那时，优秀人才都去读国学了。后来有了另一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变化原因之一是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即“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随着德赛二先生的到来，国学经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学在很多人的眼里不仅无益，甚至有害了。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在探索中国近现代以来贫弱的原因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中国文化，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特别是儒学，更是首当其冲。在这个时期，国学经历了种种磨难，被人泼了许多脏水，直到后来的“文革”，更把传统文化当做封建残余扫地出门。

    那时不要讲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即使曾经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家，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郭沫若先生于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其中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是很不公正的。那时，也有人出来讲《论语》，可惜不是把《论语》煲成一锅“心灵鸡汤”，而是给孔夫子戴上一顶“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当年受到批判的，甚至不止于儒学经典，还有《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女儿经》等这一类所谓“大众儒学”。

    也许真是物极必反。最近十几年，国学的社会地位却是越来越提高了。各地办了很多国学院或孔学院，有些甚至办到了国外。也有人不遗余力地推动读经运动，几岁的小孩子都被送去读经了。

    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求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这种历史上的迫切性一度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毛泽东也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直到1980年，中国再次被强行拉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进程，还是将西方作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的目标。

    从科学民主到市场经济，都是我们从西方这个老师那里拿来的。但是，这种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发展在中国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革命理想和信仰的瓦解，继而是拜金主义和消费至上的横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道德焦虑之中。在整个社会向“钱”看的时候，一部分人开始向后看。事实上，回归红色传统的努力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松过，但效果有限。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更遥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即所谓国学，特别是儒家学说，希望能为社会主导价值观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道德资源。于是，传统文化就成了公众重新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之一。文化传统复兴最终演变成一种商机，一种消费需求，恰是政府所垄断的传媒与出版商巧妙地利用了社会大众心理制造出来的。

    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即要打捞，更要甄别

    这样看来，以全民阅读于丹或易中天为特征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其实只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一种非理性选择。近现代文化传统中全盘否定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倾向，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现在我们要接续这个传统，就要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包括所谓国学经典的重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其现代化的意义。但是，也要警惕人们将其价值和意义无限夸大了，我们需要重新阅读经典，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接受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知识的吸收，更不能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煲好一锅“心灵鸡汤”、准备灌输给我们的精神保姆。于丹或易中天只是其代表，还有更等而下之的，竟有人拿出了《二十四孝图》给我们看。

    在这当中，不是没有理性的声音。

    2007年的出版物中，理性的声音确实存在着，一个是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另一个是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两本书的作者对待历史传统和文化典籍都持审慎而严肃的态度，他们所希望得到并奉献给读者的，只是历史的真相。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李零先生是个明白人，他讲话，也是明白话，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就是明白人说明白话的代表作。”这是他和于丹最根本的区别。

    李零告诉我们，孔子的真实身份就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其他都是假的。即使是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的这一套也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李零称他为“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不满于现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推销他的方案，四处奔波却无功而返。鲁迅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死后的孔子是假孔子，汉也好，宋也好，他们推崇孔子，也不是要实现孔子的梦想，而是看中了孔子的一大用途，即以道德治天下，也治人，治那些“治于人”的老百姓。

    王学泰对游民和游民文化的研究堪称“发现另一个中国”。在这部书中，王学泰告诉我们：在中国，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孟教化下的显性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历来为文人学士所忽视的、其意识形态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隐性社会，也就是游民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其最后的成功都是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即使是20世纪中国长达20余年的农民革命斗争，也始终笼罩着游民和游民文化的阴影。

    王学泰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区别于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态度，他作为一个当代人的眼光不仅揭示了历史对于现实的约束与制衡，也拓展了现实思考的空间。现实是作者关注历史的惟一理由，也是作者历史写作的出发点。

    大众史学的危机

    近一两年，大众史学也是公众阅读的热点之一。易中天的书卖了几百万册，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加上网络写作的推波助澜，公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热情似乎仍在升温。吴思、李亚平、张鸣、李零、王学泰、姜鸣、谭伯牛、张宏杰、萨苏、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端木赐香、完颜绍元、当年明月……造就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然而，他们也是被读者“捧”出来的。他们的职业、身份、学养各不相同，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推动了历史写作的通俗化进程。

    但是，大众史学也面临着某种危机。这首先表现为以央视“百家讲坛”以及部分网络写作为代表的将历史审美化、传奇化、娱乐化、八卦化的游戏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甚至可能断送了大众史学写作的前途。历史叙事需要想象力，需要鲜活生动的细节，需要平等的与读者交流的姿态，需要感性的现场描述，但是，历史叙事更需要冷静的思考、睿智的见识以及对史实应有的尊重。

    市场上大量良莠不齐的作品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部分写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者，也在叙事中显露出这样一种倾向。仅以张宏杰为例，他的书我读了两种，去年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年又读了《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张宏杰的历史叙述，不是以历史为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出发点。这是大众史学和传统史学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史学也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它和大众史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感还是有所不同。张宏杰在写王莽、杨广和光绪这几个皇帝时，他的现实感具体地表现为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方面不再追随前人结论，而用当下更加人性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这些曾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于是有了新的发现。

    然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潜藏着一定的危险性。文学手法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易中天和于丹颇善此道，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张宏杰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在转向历史写作时很自然地就把文学当做了自己的秘密武器。他在历史写作中融入了文学的笔法，注重细节的运用，讲究情节、结构的安排，描摹、刻画人物的性格，还适当地运用一些当今社会流行的时尚语言。比如写王莽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写正德皇帝开头是这样的：“27岁那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的样子。”这种疑问式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问题在于分寸和尺度，《左传》是被认为“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的，但也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钱钟书曾经批评《左传》：“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在当下的大众史学写作中，这种“想当然耳”就更多了。经常的表现是用推论代替举证。有时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太少了。譬如杨广带兵灭陈后，有史书记载，他要和张丽华发生关系。但张宏杰不相信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合情理。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从《隋书》、《陈书》和《南史》中分别找到一个记载，说明张丽华当时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杀死张丽华的命令还是杨广发布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杨广在那个时候是不好色的。你没有更多的材料，读者就会觉得你的立论基础不牢靠，从而产生疑问。

    在材料少的情况下，作者只好依赖于推论，前面说到杨广在父皇去世前强奸他的宠妃，作者也认为不可能，这个结论也是他根据逻辑推论出来的，他手里还没掌握可以推翻传统结论的有力证据。如果这种情况多了，就会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的认知度。毕竟这是一种历史写作，人们总是希望见到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真相的显现，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史实，二者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