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上映后，好评如潮，人们多从反战与人性角度去解读影片的主旨。但在笔者看来，影片却在不经意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忠义观”的质疑。这种“忠义观”的要义，即是片中所提及的“纳投名状，结兄弟谊，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依”。
   
　　从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传统“忠义观”追求的目标其实很简单，不外乎是有关生死、吉凶、祸福一类的基本生存需求。但是“忠义观”作为一种道德手段，却具有极高的道德门槛，要求人们达到“相托、相救、相依”的忘我境界。违背这一道德标准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即所谓：“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
   
　　这种要求无疑超越了常人的能力与见识，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精英人物也根本做不到。但是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此还是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呢？从“桃园结义”到《水浒传》，民间传诵的忠义故事不绝于耳。解开这一历史谜团最好的途径，还是应该反思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传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与周期性内乱，让普通民众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生存困境中，作为工具主义的“忠义观”的产生，正好表明提供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制度力量严重缺失。人们既然无法从现存制度安排中获得生存保障，那么只能寄希望于充满幻想的道德诉求。
   
　　所以影片的悲剧性结局，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不仅揭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还进一步折射出“忠义观”的脆弱性与虚伪性。当三兄弟从弱者变成强者，在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当他们面临道义、权力与情感抉择时，此时的“忠义观”就变成一种自欺欺人的存在，并最终归于幻灭。在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汉都难逃这一命数。影片剧情时代背景中的太平天国“天京事变”，那些与三兄弟一样，昔日亲如手足的天国领导人的自相残杀，即是一个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投名状》较为完整地揭示出传统“忠义观”背后的生存哲学，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矛盾性，确是一个较有意义的影视手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