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承认时下难以产生学术大师，但这并不能说明时代不需要大师。现在的时代虽然能制造出大量的学术明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也有可能让一切明星成为过眼烟云。

　　·要从固有的成见中走出，必须依靠大师的大量涌现。

　　·有了巨人我们才可以站在他们肩上眺望。

　　前不久，某位曾红得发紫的学人（编注：易中天）在上海演讲，声称“这个时代不需要大师”，认为“没有大师，才能使中国人从几千年的圣人崇拜的情结里走出来，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而且他还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说，现在中国就是需要在文化上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听到这样的论调，想不愕然都不太可能了。

    提起学术大师，我们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那就是一场反对偶像崇拜、质疑并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运动，真正的“使中国人从几千年的圣人崇拜的情结里走出来”，实现了“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那场新文化运动的后果便是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大师。上个世纪那些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那些代表着中国文、史、哲诸领域的一座座学术高峰，那些学贯中西、古今兼通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繁荣标志的著作不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雷之后出现的吗？正是以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胡适等为代表的大师们承前启后，以创新的学术体系与范式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新风气。

    事实上，要从固有的成见中走出，必须依靠大师的大量涌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竞胜，诞生了孔孟、老庄、杨墨一代开风气之先的大师。北宋时期，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乃至王安石的新学、苏氏的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高度。任何有文化高度的时代又怎能缺了大师的基脉？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大师。无论普通国民能不能在文化上达到“共同富裕”，我们都需要有一部分人在文化上先“富裕”起来。因为学术大师的真正专业的、前端的观点不可能在当时就会被大众接受，它是要经受时代的考验，甚至是要等待新发现的资料与素材来证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课时，上课的人从来也没有超过二十个，他一生所带的弟子也不过五六个，他关于唐史的一些论断直到今天仍在被后人“论证”着。这是因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被大众所接受。

    前几天参加关于钱学森创新思想的一个研讨会，许多院士说，钱学森二十年前提出计算机信息产业将引领新的产业革命时，大家都不以为然，他的一些理论到现在依然是应者寥落，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大师的地位。

    在过去的两年，“学术明星”的走红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既然是明星，必然是娱乐时代的大背景下的产物，必然不会保持永远的热度，必然有退出舞台的时刻。因为大众的口味是善变的，是喜新厌旧的，流行的东西必然有不流行的一天。江山代有人才出，新的替代品必然不断产生。

　　我们承认时下难以产生学术大师，但这并不能说明时代不需要大师。现在的时代虽然能制造出大量的学术明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也有可能让一切明星成为过眼烟云。这或许也是一些学术明星感到惶恐不安的原因吧，为了不让大众放弃他们，他们只好流行什么讲什么，大家喜欢什么形式就用什么形式。北京上海的大城市讲过了，可以再去小城市，中国的城市讲完了，也可以再去东南亚。自己的书变着花儿出完了，可以几个人联合起来出。实在不行还可以互相吹捧着出。

    当然技穷的时候，也可以故作一些“惊人之语”。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歇了。反正这个时代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永远不会缺乏明星与看客，真正缺乏的还是科技巨匠与学术大师。

    毕竟有了巨人我们才可以站在他们肩上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