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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古老在于：它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并且有很多人参与了辩论，甚至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各自阐述着各自的论据，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这个话题，本身就来自《红楼梦》第七十六回目“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一处。史湘云与林黛玉单独出来赏月，由湘云提议，一起联起五律来赋庸风雅，实也有较量诗才的意思。到了末后，史湘云即景联出一句“寒塘渡鹤影”，让林黛玉一时棘手，苦思冥想，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对句来。这就是读者们都一直耿耿于怀的名句“冷月葬花魂”。 这里就有了一个版本校勘的争议。在通行的梓印程本系统中，这一句原是“冷月葬诗魂”。但后来人们在脂本系统中的某几个本子当中，又发现，如戚本与蒙本，还有杨藏本，用的都是“冷月葬花魂”一句，而庚辰本在这里有个改笔：原本是“冷月葬死魂”，后来有人将“死”字涂去，改作“诗”字，梦觉本与列藏本正好也用了“诗”字。只有甲戌本与己卯本郑藏本舒序本等几个残缺不全的本子，由于本回已缺，无法参与校订。这样，就引发了红楼版本上的一场不小的争论。 当然，从某一个时间开始，人们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花魂”的说法。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有林冠夫蔡义江诸位先生。但这一观点的真正流行，据笔者推知，可能大多与周汝昌老先生的极力提倡有关。周老先生原版制造的“黛玉沉湖自尽”的这一悲剧结局，已经在大多数读者中日渐深入人心，容易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受此思维限制，也有不少人尝试从更多的方面来维护这一论点，并收效颇丰。而且，这一观点，无疑与当下不少人盲目地批判、否定甚至打击所谓“程高本”，也是有必然的暗线关联的。而部分人对“诗魂”名词的确立，立据不是十分充分，对“花魂”的指谬不够明确，也就更难取得广泛读者的认同感。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甚至渐渐淡化了这场争议，而诸多新出的《红楼梦》校订刊本大多也开始采用“冷月葬花魂”句。也正因此，即使笔者早在几年前已经读到过冯其庸先生关于“诗魂”一词的立论与阐释，但始终没有引发更多的独立思考与关注。而仅仅是昨晚一个偶然的想法，才让我作了一番新的反思。 在我有了一定构想之后，又开始重新查看了一下冯其庸先生的那一篇《林黛玉、薛宝钗合论》，这里有他对于“诗魂”一词比较厚实的观点陈述。这里我把他的论述内容分列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版本信任度上来讲。冯其庸先生在原文举证时说道：从抄本的角度看，作“诗魂”的四个本子，有三个是乾隆中期的本子，一个是嘉庆初期的本子，而作“花魂”的本子，都是乾隆末年的本子，特别是戚本是经人整理过的本子，其可信的程度是有限度的。 第二，从抄写讹变可能上来讲。冯其庸先生指出，“花”字无论是正写行写还是草写，几种写法的形状与“死”字都不可能混淆的，所以由“花”讹作“死”再谐音改作“诗”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冯其庸先生通过庚辰本同一回其它几个字体改正的情况，例比认为抄书过程应该有两个人同时配合完成，一人读一人写，因此字体多是谐音之误，这样，由“诗”谐音错作“死”的过程就显而易见了。 第三，从“花魂”的享用权上来讲。冯其庸先生认为，寿怡红一回里，宝钗掣得花王牡丹，是“艳冠群芳”，而黛玉只是芙蓉，当不起“花魂”这个称号的。而“诗魂”对于黛玉，则更为适合。 第四，从用词频数上来讲。冯其庸先生特别指出，虽然在此前《葬花吟》中，已经连用两次“花魂”，但不意味着曹雪芹的词库里只有这么一个单调的词汇了，他完全可以继续翻新用“诗魂”的。 据我粗陋地总结，冯其庸先生原文中的主要意旨，大概就在这四个方面了。现在我们综观起来，觉得不少说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这四个方面的论述，多数还是仅仅限于立论，而没有给“花魂”说指认更大更深刻的谬误。而单纯的立论，是不能让读者就此满意的。而且，冯其庸的第三条理由，虽然言非大谬，但毕竟伤害了不少《红楼梦》爱好者，尤其是喜欢林黛玉的红迷朋友们的感情了。因此，从不少读者角度上来看，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也难怪冯其庸先生的“诗魂”一说，似乎一直没能占据上风了。 现在我们不妨通过反思冯先生的这四条理由，同时检讨相关问题。 第一点，冯先生的论述可谓并不谨慎。现在的早期钞本，已经只是相关过录本而已，这里的版本流变问题，还是相当严重。所以仅仅从早期钞本的最早形成年代上分析问题，未必证据不足，可依赖度不高。这也成了后人指谬冯其庸此番立论的一大要害。 第二点，冯其庸先生在举证过程中确实让自己的立论增添了几份说服力，但是，他同时将对于自己观点的不利证据，一概忽略了，有缺乏严谨之嫌。我查阅了自己手头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庚辰本的影印本，就同样在本回极容易地找到了一些因形而讹的字体。例如1842页第五行“池”字讹作“他”字，第七行“轩”字讹作“轻”字，第八行“特”字讹作“时”字，1843页第五行“删”字讹作“时”字。这些不利证据，冯先生在原文中却并未提及。这直接导致了立论观点的偏颇性。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冯先生对于抄书过程的猜想，也是并不贴切的。汉字向来以变化无穷著称，同音字同音词又有何其之多？如果是一个在旁边朗读，另一人只顾抄写，这样也未必太麻烦了，对于抄写人来说，又是何苦严峻的挑战？此举导致的抄本质量，也是极坏的。所以，笔者宁愿相信抄书过程是单一的，也就是在抄某一部分时，只由一个专一的人独立完成，这样反而轻松多了。而我们大家再设想一下，一个人在对着底本抄书时，不可能一字一字地抄写，而应该是探头查看一下原本文字，机械地默记下一句或者几句，然后再埋头背诵默写下来。在这个仓促而不够谨慎的时候，谐音而误与形近而误的可能性，几乎是接近同等可能性地存在着。这样想来，关于文字的音讹与形讹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这一条理由，还是很难成立的。虽然我尚未见过哪篇驳论文字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这个立论的弱处，依旧是不可回避的。 第三点，关于“花魂”头衔的归属权，我在方才已经简略说过。这确是很伤许多读者的主观感情的。而这一点的争议，也几乎没有任何必要了。有反对意见者，如周汝昌等，就举证黛玉生日在花朝之日，因此当之无愧地堪配“花魂”。事实上，冯其庸先生的立论固然失之偏颇，而这一类反对意见也是并不可取的。难道生在花朝日，那么所有的“花魂”之词都可以冠在黛玉身上了么？这两个概念，也并不能绝对等同的。而关于《葬花吟》中连用两次“花魂”指代黛玉，也与此处的“花魂”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葬花吟》葬的是花，而且是万千之花，也未必就要局限于黛玉一人。而且，黛玉在葬花时，表面上借的还是落红自身。那么在联诗之时呢？即使作者与读者都把“花魂”一词许给了黛玉，可黛玉自己联诗时也不能“自认为”这个称号了吧？这就是后人在阅读之时的重要思维障碍：思维定视与逻辑偷换。 第四点，大约算得上是冯其庸先生在本文中对“花魂”支持者的唯一可能有效的攻击了。这个道理也是极简单极浅俗的道理：如果一户人家头一胎生下了双生子，那么如果这位母亲又一次正常怀孕了，我们实在不能武断地认定这一胎就一定还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当然这个例子也许太偏激了一点。那么我们换一个例证：如果我们在街上走路，前两回都低头捡到了十元钱人民币，那么我们继续走下去，第三次低头拾钱时，就未必再是十元钱了，其它的概率，也几乎是对等存在的。另一些立论者在持“花魂”说的同时，指出“花魂”是个常有的意象名词，而“诗魂”出处并不明显。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全唐诗》收录李建勋《春雪》就有“闲听不寐诗魂爽，净吃无厌酒肺干”一句，元人乔梦符《红袖鞋》也有“凉风醒醉眼，明月破诗魂”句。这些应该都是很好的说明了。所以，曹雪芹在这里，也同样有足够的理由用“诗魂”一词的。 好，现在我们反思了冯其庸先生的四条基本论述，并发现它的立论基础并不充分。也就是说，单纯从这几点出发，是无法把立论说明清楚的。而且，甚至还有许多的漏洞，使它在许多地方难堪一击。那么，这是否说明我们就要抛弃这一观点呢？我们再从“花魂”说的主要立论方向来重新探讨问题。 据我所知，支持“花魂”一说，最普遍也最有力的，大约就是从文字优越性比较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相关论述。这部分意见认为，“鹤”是一个实体名词，是动物，而“花”也是实体名词，是植物，只有“诗”字显得太虚了些。在黛玉与湘云较战到最关键的时候，黛玉是不服气用“诗”而显得在对仗格式上略逊一筹的。所以，从对仗的严格性上，是黛玉与湘云的斗诗比才的场景上，“花魂”远远优越于“诗魂”的。 这一说法，粗看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于是便习惯性被众多读者在分析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到。可惜，这一说法的自身，已经存在着一个致使的错误，只怕是很多人还不曾留心注意的。 “花魂”一词的提出，果然很应景了么？ 我现在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我们再仔细审核这一回的相关描写文字。在二人联诗之前，原著中是有几处文字描写了当时景色的： 说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转弯，就是池沿，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因这几间就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洼而近水，故颜其额曰“凹晶溪馆”。 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馆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 这里有关于“花”的描述么？显然，我们无论如何深钻文字，从这几处也委实看不见有半点花的影子。那么，是不是作者遗漏了这一笔呢？因为没必要所有的景致都尽入其中？我们再设身处地想象一下，此时二人在扶着竹栏赏月，周围是粼粼水面，甚至连树木都很少见，又哪来那些花儿足够启发黛玉的一句“冷月葬花魂”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个时令与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有明显区别的。那时是暮春时节，花落满地，而今是中秋赏月，根本无花可葬！这里又谈论什么“葬花魂”呢？这不是更分明的“杜撰”么！ 当史湘云接上“分瓜笑绿媛”之后，黛玉就评道：“分瓜可是实实的你杜撰了。”因为在聚宴的时候，实际根本没有“分瓜”的情节。而就用实事实景这一环节，二人在联诗中甚至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直到后来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出口，黛玉才叹道：“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就因为湘云这一次句从景来，黛玉一时难得佳句。当然，黛玉终究没有搁笔，却对上了“冷月葬诗魂”，让史湘云由衷佩服了。 现在我们如果把“诗魂”换化“花魂”，难道不觉得这里又有牵强之嫌么？虽然在表面上，“花”为植物与“鹤”这个动物对仗起来似乎更好，但到底是无景而诌，凭什么让在场二人满意呢？不错，即使我们已经把黛玉拟比为“花魂”，可是黛玉自己却不可能想象着自己，对天地发出感慨：我林黛玉原是花魂，这冷月将我埋葬啊！既然没有这样的事，“花魂”在文字优越性上的立足之处，又从何谈起？ 我们再转过头思考“诗魂”，其实之前“花魂”对它的驳难，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鹤”是实名词，而“诗”难道就不是么？无非因为“诗”不是动物或植物罢了。植物对动物，又怎么就是更严格的对仗了？这样说来，是不是还应该还搬一个动物什么小猫小猪的过来，凑合一个更工整的对仗的？根本没必要。名词对名词，是没有任何不妥的。“诗”与“花”的对仗严整性，几乎是相同的。何况，“鹤影”之“影”，是看得见的实景，那么“魂”字呢？你能看得见么？不能，只是一个虚拟的情物罢了，看来还不配与“影”字对仗了？为什么人们在大量举证的时候，都不肯从自己的反而思索反推一下，以便审思自身立证的严谨性呢？ 既然在对仗上，“诗魂”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个名词在这里运用的，又好不好呢？还是一个字：好。好在哪里了？因为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实景实情：朗朗皓月在上，林史二人则在月下联诗；月色清冷，笼罩着诗的灵性与精魂，仿佛要把它埋葬。这是何等美妙的对句，也难怪湘云拍手称奇了。而换作“葬花魂”，只怕更多是在重复当年的《葬花吟》，于“新奇”一节是不够齐配的了。 所以，尽管冯其庸先生在他的论述文字里，立论思维有很大的破绽，但他的最终结论却并没有错。我们在谨慎的思考之后，抛弃与修正了不一些不可靠的论据，并发现了更有力的说论依据，而且能够完全否定“花魂”的可取性。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认为“诗魂”在这里更适合，是极有道理的。曹雪芹在联诗中反复强调实景实情而非杜撰，在他最后为黛玉抛出这样一句新奇绝美的佳句时，想必早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联诗之时的景趣与情趣。他在那里下笔“诗魂”，是无须多疑的。 那么，既然确定了“诗魂”字样，我们就应该作更进一步的思考：“诗魂”是如何在后来的版本流变中，讹变作了“花魂”呢？ 笔者认为，由于现存的早期钞本，都只是原本的过录本，那么其中经历了多少轮的抄写流转，是不得而知的。由于抄手一时默记的贻误，粗糙之中将“诗魂”讹作了“死魂”，而在后来的校对检查中，又没能细心发现，由此又衍生了另一些循环下去的抄本，也发生了同样的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有一部分人，他们或者是抄手本身，或者是藏书人，他们在校对检查文字时，发现了文字的遗漏与谬误处，开始了较为细致的改动。而正是在文字检查之中，他们发现了“死魂”的问题。因为“死”字是仄音，是联诗要求的对仗格式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只有寻求底本来作校订，寻到正确底本的，便径自改作“诗魂”。但有些抄本的底本，已经是错过几轮之后没有发觉的了，就无法校订这个错字。此时的修改人，只能依据自己的推测，另换一个合适的字眼。有从谐音的角度上来考虑，还是改成了“诗魂”，而另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形近”的考虑，又受到前面《葬花吟》的启发，便自行改作了“诗魂”。这样，相关抄本又继续流转下去，便有了我们后来发现的前期钞本文字中，或是“诗魂”或是“花魂”的差异了。 当然，这个流变过程，也只是我的个人推测，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或者是不可信的成分，就是我自己也无法把握控制的了。而我对于“诗魂”“花魂”这一词的辨识过程，也是首先从分析前人的论述思维入手，进而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一过程当然还可能存在着分析理解上的误差，包括思维审视中的荒谬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朋友们的补充、商榷、批评，以期得到更好的修正、改进与完善。 天涯浪子，初稿于12月18日晚，改定于次日清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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