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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自述8岁起即和史学发生关系，13岁起读梁启超的文章，治学的道路实受康、梁的影响，虽父师不逮。先生在世时，不喜张扬，淡泊自定，远离名利之场，但其孜孜以求的业绩早为学界通人看重。1945年，顾颉刚盘点已编著出版的新式通史不下四五十部，看得上眼的有七部，吕先生一人独占两席。推至四年前，吕先生已经完成了两部大学和四部中学通史教材的编著。吕氏教本不断被再版重印，在国内教育界拥有广泛的影响。此时58岁，自述把全部《二十四史》从头至尾至少阅读过两遍以上，系统读完正续《通鉴》、“三通”的时间要更早些，由此被前辈誉为史界传奇。 吕先生离世50年后，1000万字的遗著、遗文大部分都获得了重印出版，另有一些未刊的文字亦在整理之中。历史待我们总究还是宽厚的。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如实的肯定，值得欣慰。如何准确估计和透彻认识“思勉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真正把先生毕生凝聚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路径学到手，正是作为学术后辈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揣浅陋，兹就吕先生的学术创造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及“思勉人文学术”的特点，略抒己见，以纪念先生逝世50周年。 梁启超构建新式中国通史理想的实现 我最初读的是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作为教学依托，觉得资料非常丰富，省了许多检阅古书之劳。上世纪90年代后，终于能读到《吕著中国通史》和《吕思勉遗文集》。读得多了，有点觉悟，才进而想到我们应如何定位吕先生的学术成就比较准确？现在我试作这样的定位：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是否准确妥帖，不敢自信，期待学界批评指教。 梁启超的大志在政治上，奔走呼号，日不暖席。尽管后期多次动摇，屡屡反悔，直至临终之前，外界环境和他本人的心志，仍不容许他专心史学。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史学变革展开大动作呢？在以前的中国，什么学问最发达？为帝王“资治通鉴”的历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最丰富的学问是什么？还是“资治通鉴”的历史学。再进一步说，中国历史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政治。从上古三代起，历代当政者无不推崇史学。几千年来，一般人受的教育，环境里受熏染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特强，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经验往往也滚瓜烂熟，人人有一手。这里头祸福相倚，但从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来看，梁启超认为，史学专注于王朝政治，专注于少数帝王将相，“群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被冷落掩盖，旧法子、陈药方不断被沿用而乏自省，民主意识不容易成立，毕竟祸大于福。“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先生说这话时是痛心疾首的。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可梁先生又实在是太忙了，心志虽高，终无真正静心下来做学问的充裕时间。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直至临终前，除了两份草拟目录外，只有《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篇》是计划之内的，其余学术史、思想史的一些论著是为之作准备的。最后一次与清华同学聚会在1927年夏，先生已经转为寄希望于同志和清华同学用二三十年工夫集体编著《中国通史》，力不从心的怅惘，溢于言表。梁氏“新史学”后继有人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不纯是个人的意向，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社会变革在召唤。从成果方面评估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专门史”的成绩最多，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二是“普通史”（通史）的成绩，这方面从事的人相对前者要少得多。其中梁氏及门弟子张荫麟、萧一山均得“新史学”通史旨趣之真传，成绩卓然，但都没有能够一通到底。一个开头至东汉，不幸英年早逝，戛然而止；一个以清代收尾，未能如老师所许，回头收拾，中间空缺大半截，梁氏通史的壮志终未能在自己的弟子手里实现，殊为遗憾。可梁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实践其旨趣，并完成他构建中的新通史理想的，竟是一位从未谋面、从旧学走来的东南“私淑弟子”吕思勉。凭两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四部中学教材（至今仍被忽略，实则决不输于大学教材），以及四部功力非凡的断代史（实际是先生精心设计的“史钞”样式“大通史”，惜未及完璧），说吕先生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我想梁先生在泉下也会首肯的。需要特别补充说一句的，吕先生的六部大、中学通史教材不仅学术含金量高，而且都是从远古一直写到编著时的当下，个人独著，一通到底，往时罕见，今也无有。 这种因缘首先来自于学术的内在理路。最基本的一条，或者是先决条件，要编写“中国全部通史”，必先通读完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对史料搜辑、考据、述论、编纂诸事项，均要有相当的阅历和较深的造诣。吕先生在立志治史之前，就已经读了那么多的经史古籍，当时称奇。这是因为吕先生是在数百年读书仕宦世家长大的，父母两人合力悉心培养，完全按照严格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训练；常州又为“今文经学”学派的文渊之乡，硕儒众多，习经成风。先生从幼童起就熟读古代经书、史书，浸染于“经世济民”的精神领域里，又受到父亲“隐而不仕”人生观的影响。他的读书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追求，崇尚的是知性和德性的奠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内乱外患的激烈震荡，连想当先生心目中所崇拜的顾炎武恐怕也难。没有切肤的亡国之忧，哪来深入骨髓的历史反思？最多就是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常州学派中多了一位更以史学见长的传统学者。受康梁问道之学的启(，在“新史学”的召唤之下，方有先生一生通史事业的创造。现在已经有学者研究指出，由“今文经学”的经世导致“新史学”的开创，是一种学理内在的自然脉络，而吕先生恰恰正是连接两者“转轨”成功的典范。在梁先生是平生不识吕常州，可算是意外的收获；而在吕先生则是读书无意于“急用”，乃最后显为大用。 梁启超壮志未酬，留下两份草拟的通史目录，我发现《吕著中国通史》的构架非常符合梁先生殚心积虑设想的原旨；不同处，吕先生的通史目录较为简练合理，更切大学通史教材的实际。从目录对照（略）可以看出，梁启超“新史学”的通史计划，由吕先生实践而落到实处，不仅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储备要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灵犀相通。由“坐而言”的倡导，至“起而行”的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艰难创作过程。吕先生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也成就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地位。 “新史学”通史旨趣的丰富和完善 综合梁启超当年批判旧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内容，他理想中的“新通史”实际包含有两大改革目标：一是通史内容的改革，二是通史体例的改革，两者必须相得益彰。相比较提出高远的目标，既能传达新的意义，又能在学术上充分站住脚跟，编写出为世人钦服的“新通史”，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变革的过程中，有太多的荆棘，太多的险关，需要许多人切切实实地开拓耕耘、攻关拔寨。这里，不仅不会有凭“精神胜利法”美梦成真的神话出现，也不可能提起头发完全离开原土壤。它必将是一次学术上具有“推陈出新”意义的创造。 吕先生与梁启超不同，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对国事和民生都非常关心，但从不愿涉入政界，故旁观者清，有浓厚的平民意识。他的看法较少掺杂近视的政治功利考虑，心中有大理想，但平实而沉稳，有一种超乎常情的韧劲。 旧史学专注在人物和事件上做文章。先生则认为，古今中外，国家政权多变，各类人物如走马灯，其底下都是社会的变化在使然，决非像过去人误解的那样，以为舞台不变，演员在屡变而已。舞台变了，人也会变。这样才可能知道何以一治一乱，明了所以然之故。 在吕著的论述里，频率出现最多的用语，就是：“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而这一切又最后归之于史学的根本在“认识社会整体及其变迁”。这些道理在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前两者未得到充分的强调，第三条似与梁氏反复申述的“因果律”说相通，然意境亦很不一样。用“社会”取代“国家”或“群体”作为主题词，则是通史主旨的一大深化，说吕先生丰富甚至修正完善了“新史学”的旨趣，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最为鲜明。 查阅先生各时期的论著，正面的回答应是连贯的，即向社会史方向开拓。新通史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方能转动全局，开出新境界。据现在查考得到的资料，吕先生这一史学新主旨的表述最早见之于《白话本国史》，写作始于1920年，1923年出版，时间相当早。吕先生在“绪论”第一章开宗明义即说：“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在全书的纲目中，我们看到按历史顺序穿插了不少面目全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变迁的章节，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事。这全仗先生对史料的通贯圆熟，比较梁氏的《社会组织篇》文稿要详实深入得多了。这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系统新通史，却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也是一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的开拓性著作。 如何用这种新的社会学眼光观察历史，逮住“社会”这一历来为治史者陌生的“动物”（西人有言社会为不易捕捉的狡猾动物，即指其有形似无形，变动而不居），是个难点。我们看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也仍然有不少人以为只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可以利用开发，而原来正史大部分都不得不因“无用”而被废，“社会史”便无奈地朝“社会生活史”的窄路上走去。不能否认，这方面的史料开发和研究有许多突破，但只是一支专门史的成立，而非当年“新史学”期待中的“普通史”的成功，甚至弄不好，还可能偏离“新史学”的旨趣，与认识中国社会特点、推动社会变革的目标显得隔膜不合。 吕先生有异于此。借“社会学”之助，疏通知远，通观其变，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整体及其变迁，从社会过往之所以然，以明了现在状况何以如此，并考虑社会未来的走向。先生毕生精力尽萃于此，这明显比梁先生主张的“民史”、“群史”的意义要更深一层。 吕先生所做的建树，无论史材还是史识，下工夫最深的是制度通史，成就也最为卓著。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史，特别是全方位的制度史研究，要从详纪传人物、略制度事物，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正史材料中，梳理制度沿革的线索脉络，不博览群书，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为什么要去干别人看来事倍功半的这等苦活呢？现在终于读明白了。先生凭着自己治学积累的特长，触悟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社会历史学的本土化，通过制度史入手方能曲径通幽。历史上最生动的是政权、人物的“理乱兴衰”，一治一乱表面上好像是由他们操纵的。实则不然，真正操纵社会运作的是“典章经制”，典章经制的衰坏是“风化”，然而“风化”既久，才会有“山崩”似的历史事件发生。当政者对制度的保守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惰性，常转为抗阻革新之弊。只有制度的革新，才能治丝理纷，排难堵乱，开出历史新局面。先生认为明乎此理，研治历史探骊而得珠，而教授史学的意义亦由此而达彼岸。 在这样一种既新又旧的识史方法观照下，开出会通历史的新境界是自然之理。阅读吕著通史，有许多具体历史情节，后之史家专深研治，更赖史料新的开发，呈现得更为细密可靠（最出色者当如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从弘通处着眼，精密则称雄一世），但先生许多精彩通观评论，直击要害，能传达出常人轻易看不出的历史意韵，让读者享受知性旅行的愉悦，得益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丰富，更是增进了对社会状态和社会变革的认识。我想，先生的作史愿望原就是如此。 用这样一种眼光看长时段历史，先生由中国历史梳理所得，社会进步可概括为：（一）事权自少数人渐移至于多数，由小多数更移于大多数，最后必移于公众性社会组织的联合。（二）交通范围日扩，密接愈甚，终必至与世界合流。（三）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渐高，公众参与的范围就越广，专擅之少数人秘密政治也愈来愈难得逞，“天下”必为天下人的天下。 这种会通的认识，落实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先生持有异于常人的见解，不少独到之处。秦以后进入统一时代，既不再封邦建国，用人亦不拘贵族阶级，“封建”势力好像是解决了，实则旧制度会渗透、埋藏在新制度里，生存很长时间。秦统一后，“封建势力”仍以各种变相在延续。从边远至内地，各种区域内各有恶劣的“封建”势力，有似上古时代的“国中有国”，其中有州郡割据，有豪强霸横，有文化较低民族建立的政权，甚至宗室外戚的专权，地方官的“自行其是”，都未尝不是“封建”遗逆的表现？所以中国政府的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这只要看中国历代，行放任政策尚可以苟安于一时，行干涉政策即不旋踵而召乱。言治皆轻法治而重人治，地方唯有派一能员就此地方定出相当的方策，才有一定的成效。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生气渐消。 落实到短时段，即事件的历史，眼光一样的锐利。先生反复申论“王莽改制”为中国又一个“历史拐点”。自“井田”公产之制破坏，人心总觉不安，总想返回古制。王莽付诸政治实践，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结果，反而闹出滔天大祸。社会环境已经变化，社会组织也大变，失败是铸定的。从此主张姑息保守成了大多数，以为“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进一步改变社会组织的意见无人敢提，直至明末清初才有学术启明星的出现。我们看众多通史教材说王莽，多数还纽结在王莽个人是耽于空想还是虚伪作假，未能从政治状态变迁的大关节上着眼，就见得先生史识的高明，确是极少数能达至疏通知远意境的史学大师眼光。 “思勉人文学术”精神 先生名思勉，字诚之，均富人文涵义。一生学术的主要成就大都是在光华大学完成，校训为“格致诚正”四字。无巧不成书，“诚”字把先生与光华合为一体，而“思勉人文学术”的真精神也正是在“诚正”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在上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先生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他有激越的理想抱负，但从不张扬，治学有似陈、王两位，也是“外冷而内里极热”。他的学问，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具平民意识，与陈寅恪、钱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普通民众的生计，关注民间基层社会，重视社会经济研究，把经济变迁看作社会动力，这在同辈通史大家中是少有的。二是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大同”是人类必走的道路。这同陈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他之接纳社会主义学说，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亦即先生讲求的须求“平实”，不同于那时许多人。 先生论治学，强调应抱有理想，服务于社会改革的根本，勿流于琐碎饾饤的考证。先生评述年长一辈著名学者，反复陈述他们的成功实是时代使然。是社会的变迁，改革的艰难，玉成了这些学者的事业，而先决条件是他们都对社会改革抱有诚正的热情。他说：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若对于其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要讲做学问干什么？先生又说：“不论国家政治社会事业，总是要有人去办的，而人之能善其事否，实以其有无诚意为第一条件。必有诚意，然而其才可用诸正路，其学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恶，曲学以阿世，反造出许多恶业来。道德为事功之本，诚意为道德之本。” 理想必不可少，但要在激情与理智的平衡。先生认为处于社会变迁的时代，使人人具有改革思想最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的进化有一定的速率，并不是奔逸绝尘，像气球般随风飘荡，可以不知落到哪里去的。目标虽好，没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实现途径，往往好事会造作出坏的结果。所以，改革思想非可以空言灌注，亦非单凭热情就可以的，必深知现在社会之恶劣，而又晓然于其恶劣之由，然而对于改革的志愿和改革的计划应有理性的考虑。这种理性的考量从哪里来？一是靠从现实得来的阅历和锻炼，一是求之于书籍，求对以往社会的总结和检讨。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因此做学问的，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把经历锻炼和书本知识相互证明，才会有真体会，有真心得。所以先生常说：“学问在于空间，不在于纸上”。 现在我们来纪念先生的学术，其经历已不可能复制，学术随时代而进，更不允许亦步亦趋，专事保守。如何从精神气韵上领会和融通先生的遗产，是为我们这些后学者所当钻研的课题，亦即古人所说的“当师其意而用之”。 （本文原系王家范教授在近日举行的华东师大“思勉人文讲座”开讲仪式上的演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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