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虹死了。与此君断然弃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现他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千丝万缕的牵系。“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跃”？“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生长”？在种种猜测或者抽象的演绎中，余虹的遗照沉静而超迈，视线所及，跳过很多人的头顶。 我想，有着这样一幅沉静面容的人，大概，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的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

生与死，一向是吾国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竭力参详的大命题。千年以降，因为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缺失，传统知识分子的生与死，往往也缺乏独立与自由的品格。肉体的生命、现实的价值乃至文化的人格，都操纵在别人那里，按照别人的意志存在或者消亡。正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此种恶名，便是这种畸形人格的极端体现。

此种人格发展到极致，则是王国维先生的自沉。或者说，王国维先生在现代社会破晓时分的选择，为此前的时代、此前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小结，以一己之身殉了千年道统。其选择使曾经的圆融通达再度回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命中解决了怎么生的问题，死的问题似乎暂时不再困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了。

再往后，西方的生命哲学渗透进来，我们也有了“诗人之死”。在决绝的放弃姿态中，在一缕一缕微茫的血色中，我们沉痛地发现，诗人们在找回独立人格、自由生命的同时，也毫不爱惜地把它们抛掷了。余虹说，“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问题是，生命尊严如果以失去生命获得，又是怎样伤痛的悖论呢？

1994年4月的一个雷雨之夜，年仅34岁的文学博士胡河清以“惊叹号的方式”（李劼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胡河清君容貌清雅，沉郁中深藏着热烈；其文更是灵动晶莹，底气足足，端的是文气通脱，以才驭识，才识俱佳，当属评论家王干界定的“南方文体”，“是一种与河流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当年我第一次撞见胡河清的文字时，惊艳和痛惜一并袭来，几乎失语。

我还记得，当时以及其后的很多论者，都在描述胡河清君的精神高洁，“他的死仍然是生命的胜利，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毁生命的尊严和骄傲。”（王雪瑛《混沌与透明》）更有论者甚至把他比作怒触不周之山的文化共工，“使天地为之撼动”。当时的我，在受到震撼的同时，并没有想太多、太清楚，思想仍更多停留在胡河清精美的文本上。

然而，在听到了接二连三的“诗人之死”的消息后，渐渐地，我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钱钟书先生评价胡河清的文章是“追寇如巢穴”、“刁无锡”，我没有那样的文化功力，但透过纷纷攘攘的对于诗人之死的悼念文章，我感觉到，歌颂以死亡求得生命尊严的论调，似乎隐含着一种类似于“谋杀”的意味。对胡河清如此，对海子如此，对现在的余地、余虹也大都如此。

我还不无悲哀地发现，这种鼓励放弃、歌颂自杀的论调俨然已经形成一种“自杀文化”。似乎只有放弃了自己肉身的生命，才是有尊严的生命，才能剔除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平庸，才能够充分表达与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庸俗化倾向的不合作。这样的“自杀文化”，在种种繁缛、精美的包装下，堂而皇之的穿行在社会中间，正在或者已经侵入很多人的生命意识中。

学者王晓明曾经说；“胡河清式的情绪，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然，我总会迅速掐灭这类念头，即便一时掐不干净，也总是尽量将它压入心底。”这样诚恳的话语，在激烈的青春的决绝的语境下，却往往被认为是迂腐的，庸常的，缺乏独立人格的。大众似乎更愿意接受“文化守灵人”这样大且悲壮的语词。1994年，胡河清是守灵人；2007年，轮到余虹守灵了。

我们尊重死者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放纵我们情绪中最为激烈、也最为恶劣的那一部分。很多人在猜测余虹的死因时，都引用了福柯的一句话，“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试图以此来印证余虹的最后选择是在“自己完成自己”，可是，福柯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理解为对生命的珍重呢？为什么“对生命的礼赞”、寻找人文精神就只能以“非正常方式”进行呢？

临界那一刹那，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胡河清的心态也无人可知。惟其不可知，故不可强作解人；更不可以别人的决绝来释放自己的情怀，说什么“选择哪站下车，无所谓”的风凉话，借着他人的血光，强调所谓唯美的、理想主义的死。我们当然要个体生命的尊严、要纯粹的自由、要理想的社会制度安排，但决不应该鼓励什么“毫不妥协的方式”，那是阴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不息之为易”，这样的来自传统文化最核心层面的教谕，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健的生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生与死的两难选择时的最好姿态。逝者余虹已经远远的离去了，无论说什么，都只是言说者情绪的释放。惟愿那些智者的“自杀文化”离我们远一些，不要拿余虹的酒杯，浇自家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