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匡亚明先生把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的话落到了实处，穷二十年之力，出版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丛书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273位，在撰写过程中整合为200部著述出版，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在整体出版之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宣传、营销的需要对273位思想家的籍贯和活动区域作了区分。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以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思想家占了极大的比例，计有70余位，加上在本区域活动的思想家则有近170位。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贾谊、王弼、何晏、董仲舒、周敦颖、邵雍、程灏、程颖、张载、司马迁等系列思想大家。孔孟思想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它所表达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和“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构建起儒士的人生标杆，而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则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体系。老庄哲学则以它的旷达逸世、洒脱不羁成为历代文人的心灵栖园，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则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一极。从时序发展来看，黄河流域思想文化的昌盛期主要宋前——春秋战国、两汉、唐、北宋，计有85位，他们大都生活和活动在黄河流域，中国思想史上“重量”级的大家包含其中，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渊源地。
汉武帝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的长安成为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成为思想的中心。不过，随着西汉的灭亡和光武帝的迁都洛阳，关中地区许多名门望族、学者武士纷纷被迫东向南下,尤以河南、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为多。如贾谊(河南洛阳东)、董仲舒(今河北景县)、刘安(江苏丰县)、桑弘羊(河南洛阳东)、刘向(江苏沛县)、京房(今河南清丰西南)、扬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桓谭(今安徽濉溪县西北)、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张衡(河南南阳)、何休(任城樊人,今山东兖州西南)、张仲景(今河南南阳)。这种趋势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更为凸显，并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三国逐鹿的战场从豫西南到长江流域，三国时的思想家也集中在这一区域,如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今河南南阳)、阮藉(陈留尉氏,今河南)、稽康(今安徽)。其他如一代枭雄曹操(今安徽亳州)，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活动区域集中在长江流域)。
西晋时期，江南的文风学风师法中原，到了东晋，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沦为军阀厮杀的战场，思想学术停滞并落后于南方，但北方各地区的思想学术发展也很不平衡。大致来说，以今山东省的黄河以南和苏皖二省淮河以北一带为界，由此向西本是魏晋的政治中心，遭受兵火之害为烈，已伤了元气。自此以西的关中地区,到北朝后期的西魏、北周时，才稍复学术文艺。总的来说,南、北朝文化趋向不同，但在思想学术史上，则是南朝建树更多，如王羲之(琅邪临沂,今山东)、范晔(顺阳,今河南淅川东)、慧远(今山西)、陶弘景(丹阳秣陵,今南京)、范缜(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西北)、陶潜(浔阳,今江西九江)、刘勰(原籍山东,世居京口,今镇江)、萧统(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北魏则有郦道元、贾思勰等。
南北朝纷争后的隋唐是中国文学艺术繁荣昌明的时代，但在思想学术上却没有彻底扭转南移的倾向。两宋时代，这种思想文化的南移则更有了鲜明的地理分际线，并一直延续至明清乃至近现代。两宋时期黄河流域屡遭战火蹂躏，中原的大批学人随之南迁。也许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际和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感催生出思想的光芒，使得两宋成为我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想过渡期。如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河南洛阳)，“永嘉学派”的创始人叶适(今温州),还有陈亮(浙江永康)、陆九渊(抚州金溪,今江西)、吕祖谦(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郑樵(福建蒲田)、邵雍(今河南辉县)、张载(陕西眉县)、司马光(山西夏县)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阐述，在我国思想史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并对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两宋时期思想家还是南北对峙的话，南方已占上风，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文化思想彻底南移的格局已是不可逆转。长江流域的吴楚文化崛起一批思想大家，尤其是江浙两湖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据统计，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杰出的思想文化大家有97位，而在本区域活动的思想家则有137位，两者相加234位。其中籍贯是宋以前的36位，只占本区域籍贯总数的103；活动区域中，宋以前的有只有61位，宋以后的占76位。从这两方面的统计可以看出，宋元以后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逐渐占据主流的地位，明清时期的一些思想主潮就是由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提出的，如王守仁（浙江）的“阳明心学”，黄宗羲（浙江）的以“自然权力利”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王夫子（湖南）的“船山学派”、顾炎武（江苏）的“经世致用”学说，他们的学说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体系。其他如三袁（湖北）的“性灵”说，李贽（福建）、金圣叹（江苏）“离经叛道”的反传统思想，段玉裁（江苏）、钱大昕（江苏）、戴震（安徽）的考据学体系、赵翼（江苏）的史学理论等都在中国思想的灿烂天幕中留下了亮色。
晚清，中华帝国日渐陆沉,鸦片战争惊醒了在历史残梦中的帝国臣民，于是一批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学习强国富民的技艺与对策。洋务运动、康梁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这一系列的大事件成就了近代变革理论的民主之花，革新之果。观之晚清变革思想的发端及近代的社会变革，可以发现长江流域，尤其是岭南地区在变革思想的肇始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导时代思想主潮的思想家大都出自这一区域，如虎门销烟、抗英御侮的林则徐(福建)，冲破“万马齐喑”藩篱,“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龚自珍(浙江),撰编《海国图志》,提出“救亡图存”思想的魏源(湖南)，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广东南海)、梁启超(广东新会)，引进“物竞天择”意识，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福建闽侯),提倡实业兴国的张蹇(江苏),安疆拓土的“中兴之臣”的左宗堂(湖南),倡导”博爱”、“天下为公”等现代民主科学观念的孙中山(广东香山)，还有郭嵩焘(湖南)、薛福成(江苏)、王韬(江苏)、章炳麟(浙江)、翁同龠禾(江苏)、冯桂芬(江苏)、黄遵宪(广东)、郑观应(广东中山)、何启(广东南海)等等，尤以岭南的康梁变法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影响为大，而江浙地区和两湖、福建的思想家则充当了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羽翼。
概而言之,中国的思想史地图与中国文化地图是合一的，呈现从北到南的梯度发展形态。而思想史地图的构成，则有宋以前的黄河流域、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和晚清至近代的岭南地区这三大区域，它们共同建构起伟大的华夏思想文明。当然，“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是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美]迈克·克朗）这三大区域的中国思想史的组成，正是我们当今阅读的“文本”。从思想史的概要而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主流，几千年来由后世学者不断修正补充，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主体思想文明的重要构成；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明末清初)则试图对传统儒学作自己的阐述与补充，具有革故鼎新和自我阐释的意味；而晚清至近代的思想家身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思想家们充满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对儒家传统思想“恨其不争”，从而提出对思想史的反思，并初步提出西方现近代民主科学的思想。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则是对传统儒学的全面反动，中国从此走上现代革新之路。而由此引起的对传统思想的“解构”和思想解放的大本营则是处于地理概念上“北方”的北平，长江流域的南方（南京等地）则似乎成为“保守派”的基地，思想史的发展似乎又回到原点,——这是否也可算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