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说起
   
    在观赏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先生那些笔墨遒劲酣畅、气势郁勃豪迈的丹青翰墨时，经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藉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这引起了我破译的兴趣。
   
    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个人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向海派领袖的嬗变。而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却是具有翻天覆地的历史意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急风骤雨冲击下土崩瓦解，就在这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为临时大总统。是年称为中华民国元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理念，闲章不闲，印为心声。此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闲章，正是一位卓越而敏感的大师为当时刻下的时代印痕，也是为后人留下的历史密码。从中折射出了这位老人面对历史转变所产生的心灵感应和笔墨反馈，亦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留下了精湛而宝贵的启示。
   
    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就这样与1912年相逢。由于改朝换代，使当时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在社会性质、城市结构、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是重在发现艺术演变过程中重大转折的契机或是引起巨大变革的成因。诚如温尼·海德·米奈在著名的《艺术史的历史》中所说：“什么是艺术史，它从哪里来，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所写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社会性质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机与时代性的更新。历史地看：正是1912年，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为此，我称其为“1912年现象”。
   
　　1、民族工业发展黄金期的铺垫
   
    从国际背景来看，1912年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而从国内背景来看，由于旧时封建生产关系的被打破，新型的生产关系的逐步建立，使近代上海工业、特别是民族工业迅速发展，使城市综合能力及市民经济有了较大的提升。“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不仅指民族工业发展速度快，获利丰厚，而且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金融通、特别是市场所面临的形势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亦指出：“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上海的棉纺织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化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创业眼光和奋斗精神的实业家也抓住了这个良好时机，将民资工业企业做大做强，如面粉、纺织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煤炭大王刘鸿生，以创办大隆机器厂名世的严裕棠，灯泡大王胡西园，华生电器的创办人杨济川等。从而使上海成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成为开埠后人口增长的迅猛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由于城市实力的提升，上海的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市政建设也开始实施。而从外来移民到都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也得以初步提升，无论是从经济条件还是从文化水准来看，城市市民代表着一个新兴都市的意识观念。“市民当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但近代意义上市民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上海通史》）从而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构建夯实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民族实业家中，有不少是海派书画的收购、收藏大户，如荣家、刘家、庞家等。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新一代民族资本家开始崛起，他们与清末的实业家、绅商，如李平书、曾铸、王一亭、虞洽卿、伍廷芳、朱葆三、黄炎培、史量才等有所不同，他们大都有留学的背景，具有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开放办工业的理念。如和兴钢铁厂的陆伯鸿，厚生、德大两大纱厂的穆藕初等，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经营理念，使工厂在规模、设备及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上均处领先水平。诚如《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中所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中国通史》11卷）历史地看，正是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期，亦为海派书画这一民族艺术的兴盛作了经济上的铺垫和销售上的奠基。这就像当年扬州八怪的崛起，是凭借着扬州盐商的钱袋。
   
　　2、远东金融中心的支撑
   
    此时上海租界也取得了发展时机，外资开始集中投入，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投资市场，如棉纺、造船、煤气、自来水、电车乃至唱片公司等。同时，由于租界的独特性，大量资金又汇入上海。因辛亥革命后不久，各地军阀混战而上海租界相对安全，从而促进了金融业的兴盛。晚清时期，外国银行即开始进入上海，著名的有英国汇丰银行（1867）、美国花旗银行（1902）、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899）、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2）、德国的德华银行（1899）、荷兰的荷兰银行（1903）、意大利的义品银行（1907）、日本的横滨金正银行（1893）。而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黄浦滩路6号（今中山东一路7号）开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是吸收存款和进行融资，而汇丰银行从开办之初就大力吸收存款，为此曾开办过1元起存业务，特别是到了辛亥年后的1912年，大批清王朝的高官大吏及商绅贵族将钱款存入，另有中国政府的关税和盐税，从而使其存款猛增。“汇丰银行吸收存款之多，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其存款来源广泛，一是在华外资企业周转中的间歇资金和外国资本家的货币资金；二是1911年和1913年起开始保管中国政府的关税和盐税。同时，中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富商豪绅等搜刮来的巨额存款也都保存在这里，因为汇丰银行当时被认为是保存私人财富最可靠最安全的地方。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其他业务，如发行钞票、黄金买卖、国际汇兑、贷款等也十分成功。”（《上海》）
   
    在辛亥后的1912年，华资银行中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以先进的现代市场意识运作，并抵制了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使业务向工商业靠拢，成为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坚。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后来在实力派人物钱永铭的改组下，聘请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张謇为总经理，业务也转向汇兑和工商业，发展较快。另外，在1912年一些华资银行将总行集中迁至上海，如浙江兴业银行将总行迁沪，以商业汇兑，存放款为主要业务。浙江银行也在这一年将总行迁沪，胡济生任董事长，李铭任总经理。从而使上海成为华资银行集中地，和外资银行形成了对应。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亦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有“东方纽约”之称，而银行集中的江西路段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超过法国、日本和印度任何一个城市。外汇市场也由于汇丰银行的巨大吞吐量，成交数量巨大。”（《上海》）经济的勃兴、金融的发达，为海派书画培养了市场和支撑了价位。直接促使了海派书画市场价格在这一年的极大飙升，海派书画低价位的时代就此终结。
   
　　3、商业兴盛及三大购藏群体的人气
   
    辛亥年后，随着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远东金融中心的形成等，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兴盛，近代意义上的百货业、旅馆业、酒店业、服饰业、娱乐业（包括游乐场、舞厅、戏剧院、电影院）等进入了繁荣期，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社会形态的改变及生活方式的更新，是时代变化的必然反映。特别是上海，是现代市民意识和都市生活理念最先成熟的地方。“民国以后，更是中国人极度崇洋的时代，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时尚，这时人们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渠道，如西方的演艺明星时常来沪演出，一些小报记者对演艺明星们的穿戴津津乐道，描绘得详尽无遗。除了外国人的示范，上海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为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日渐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发达的工业和商业、电影等现代娱乐方式出现，这都使便捷、舒适、丰富的都市生活成为可能。”（《上海》）
   
    正是由于近代工业的昌盛、金融业的繁荣、商业消费的兴旺等因素，从而为海派书画销售及流通打造了雄厚坚实的市场平台，同时亦提供了广泛丰富的受众资源。当时上海市民群体的主要构成是工商业实业家、中间阶层、产业工人、个体劳动者。历史地看，这正是在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生产体制、商品关系下，所产生和形成的新兴市民群体。而其中上海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及资产者的规模与数量、实力与作用，不仅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构建了上海新型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市民阶层。“上海工商、金融资产阶级领导着社会新潮流，构建了上海都市文化与人群性格，刻划了上海人的基本形象，导引着上海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海人的‘理性经济人’的特征正是其人格投影、造型与复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里，形成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对社会中间团体如工会、商会等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上海各种社会关系中，他们占据了矛盾的主导面，构成了上海现代化一股极为重要的内部力量。”（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这批民族工商业者及资产者、金融家等，既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又有时尚意识的认知，从而形成了购买海派书画作品的第一高端群体，他们大都是买名家、大家的书画作品。他们亦通过熟悉的大笺扇庄来定期购买书画家的作品。
   
    而中间阶层，亦是购买或收藏海派书画的重要社会力量，尽管他们在财力上不及工商业家、金融家，但在个人文化修养、艺术造诣及鉴赏能力上，却有优势，他们主要由教授、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编辑、作家、会计、职员等组成。他们大都有着较高较稳定的收入，在过着小康型生活的同时，亦有一定数量的余钱可以用来消费书画。徐甡民在《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中曾指出：“上海开埠通商后，中外商家企业纷纷在上海经商置业，这些商业和实业除了需要普通劳工之外，当然也需要许多能写会算的读书人以至是文化人，来担当相应的文书、技术和管理的工作。”可以这样讲，他们是海派书画购买收藏最基本的群体。他们有着完善的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识构成和高层次的审美素养，因而成为人数上最多的受众。诚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说：“他们往往被称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中等阶级’等等。”（《城市季风》）
   
    另外，海派书画销售的对象还有第三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外籍外侨群体，这就是外来居留民，他们由于较多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艺术爱好，因而也购买或收藏海派书画家的作品。他们中有领事、代办、洋行老板、银行董事、商行总经理、传教士、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记者等，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后来大批日本人来到上海办厂或经商、行医等，他们亦是收购、收藏海派书画家作品的大宗群体。有些日本画商还组织海派书画家赴日本办展，如日本的求文堂、至敬堂、长崎双树园、大阪高岛屋等画廊就举办过吴昌硕及王一亭书画篆刻展。
   
　　4、高官名流加盟的提升
   
    辛亥革命对清朝的颠覆，使不少高官大吏名流失去了顶戴花翎，他们怀着“一士不仕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德，纷纷寓居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文明形态较为先进的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其次是青岛、天津、广州、徐州、南京、南昌、北京、苏州等。据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载：“胡小石言：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曾植）、李梅庵（瑞清）则中坚也。小石居梅庵家，青岛、上海两方遗臣举动，多窥内幕。在袁世凯谋称帝时，日人曾派重要人物多次往来协商于青岛、上海间，欲拥宣统复辟，或在东三省建立大清国，恭王、肃王移住旅顺，即商订此协议也。青岛方面一致赞同，日人乃偕青岛遗臣要人，来沪方争取同意。瞿子玖首先反对。坚持瞿意者，则李梅庵、沈子培、陈散原（三立）诸人。梅庵谓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青岛、上海意见既分歧，袁世凯多罗致青岛重臣入北京矣。”当时寓居上海的清末高官大吏名流主要有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瞿鸿禨、陈夔龙、冯煦、朱祖谋、康有为、曾熙、张謇、袁树勋、刘承干、樊增祥、张元济等，而寓居青岛的则有于式枚、刘廷琛、赵尔巽、周馥、陆润庠、劳乃宣、辜鸿铭等，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社会地位及影响上，上海是占绝对优势的。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青岛两地清末高官大吏名流的政治倾向截然不同。上海绝大多数是帝党，曾经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如陈宝琛是著名的“清流四谏”之一。沈曾植曾与康有为开强学会于京师。陈三立与父陈宝箴在湘实行维新新政，为此他被指“招引奸邪”而“永不叙用”，其父则被慈禧秘密赐死。康有为即是“戊戌变法”的领袖。朱祖谋曾因朝廷之事面斥慈禧而险遭杀身之祸。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张謇曾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而青岛则绝大多数是后党，崇尚守旧复古。
   
    值得指出的是寓居上海的这批清末高官大吏名流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含金量，可谓是硕学鸿儒、大师精英。如陈宝琛不仅是一位书法名家，亦是一位难得的古印收藏大家。沈曾植前系诗文领军，被尊为“同光体之魁杰”，后是一位自开艺风的书画大师。陈三立则是清末诗坛代表人物，其书法亦格高韵清。朱祖谋系一代词学泰斗，汇编《彊村丛书》，其书法亦风格独特。张謇系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亦精于音乐，工于书法。康有为则博学多才，以魏碑书体独领风骚。李瑞清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以“为国育才”为己任，书画造诣精深，张大千、胡小石、李仲乾等名家均出自其门下。张元济系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其书法大气端庄。曾熙八岁即能诗善书，有“神童”之称，其书画立意高迈，为时所重。他们来到上海，不仅是居住生活时空的转移，亦是社会身份的转换。从三叩九拜的旧臣子到直面市场、自食其力的新市民，从封建士大夫到润格售艺、鬻画卖字的从艺者。正是由于：一、历史交替期的改朝换代；二、上海作为近代都市的崛起；三、海派书画经济形态的勃发。这种历史、城市、从艺元素的组合，使清末的这批高官大臣名流成功地转换角色，成了海派书画的新型成员和骨干中坚。从他们的身份（进士）、地位（高官）、影响（名流）来讲，要比海派前期书画家任阜长、任伯年、蒲华、虚谷、钱慧安等这些来自民间的书画家优越得多，从而使1912年的海派书画进入了高价位期。而此时，又恰逢人艺俱老的吴昌硕定居上海，从而成为这批封建士大夫书画家的领袖人物。
   
　　结语：1912年应当镌刻进海派书画的编年史
   
    海派大文化圈在辛亥年后的形成，海派书画润格在壬子年中的飙升，正是在这种综合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有利因素。除了上述情况外，1912年的上海，也是全国政治重镇。就如辛亥革命的领袖、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25年逝世的14年中，就有9年是住在上海租界的，这当然也与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体制有关。”（《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也就是说上海从1843年开埠至1912年这个历史转折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的城市风范呈现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化和开放的精神主体化，作为整个上海，也即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已从孕育发展趋向成熟。此时的上海，已拥有三种突出的优势，即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市民意识优势。这为海派文化艺术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提供了高层次的起点，不仅是海派书画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与之相应的海派京剧、海派文学、海派娱乐、海派电影、海派话剧等都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1912年的历史垂青，滋润了海派书画艺苑。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成因和经济效应，其意义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海派书画艺术的大发展、大提升，由此决定了海派书画在全国的领军地位和中心重镇，预示着一个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的鼎盛期的到来。可以这样讲：海派书画的辉煌与成就，就是以1912年为起点。因此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1912年是无论如何不应淡漠或是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