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国学应当在对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随着国内外所藏古籍善本调查工作的进展,各种善本可以更方便地被研究者所利用。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物,又为国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许多亡佚已久的先秦古籍重见天日,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一些被疑为汉代以后伪作的古籍被证明不是伪作。一个传世古籍,一个出土文物,就得使国学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中国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等许多学科得到新的认识。
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资料的整理,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的体系,从而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将对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代的国学应当注意普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海外华人华侨寻根的愿望十分强烈。在这种形势之下,国学研究义不容辞地应当担当起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国学要走出象牙之塔,在群众中得到检验,找到知音。
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
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也使中华文明得到滋养;这种弘扬与滋养,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各个方面。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以及园林建筑,营造了十八世纪弥漫于欧洲的“中国情调”;而中国的孔孟儒学、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以及文学艺术,不仅在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还曾远渡重洋,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也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分。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了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包括古希腊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以及火器、水利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进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今日的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阅读明清以降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大多来自西方人自己的著作,如传教士的书信及报告、冒险家的游记等等,或褒或贬,都未能反映出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中国。截止到目前,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固然还很不够,但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则更少、更肤浅。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主动的姿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真诚地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各国人民与我们共享。
总之,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愿意跟各地的文史研究馆密切合作,跟中国大陆、港、澳、台的学者们一起,为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