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把自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至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凋谢的这段中国半个多世纪言论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和《观察》周刊时代。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平民论政”的先河，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考取功名之外找到另一条报国之路。尤其在多灾多难的近代，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顾准说：“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言论史上，知识分子为了这支笔杆子不惜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甚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沈荩因披露《中俄密约》内容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于狱中，邵飘萍、林白水开罪军阀而被杀，造成“萍水相逢百日间”的惨剧。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文人为言论自由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文人前仆后继的牺牲，才换回了百日维新、讨袁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换回了腥风血雨的黑暗统治下的一丝光明，换回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一线希望。他们手中没有枪杆子，但他们的笔杆子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史量才曾骄傲地对蒋介石说：“你手下有百万大军，我手下有百万读者！”这是何等气魄！
为何近现代的文人会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底气？为何他们会有威武不能屈的傲骨？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近现代中华民族不断受到外敌侵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刺痛了国人，民族主义促使知识分子从埋首故纸堆转而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其次，西学东渐，很多知识分子留学海外，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最后，中国自古就有清议的传统，从春秋战国的“诽谤”到明代东林党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近代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文章报国”成为很多文人的追求。
过去一谈到言论问题，人们总是标榜欧美国家的做法，现在想来真是“数典忘祖”。我们在赞叹西方人追求言论权利的不屈斗争时，是否应回顾一下我们的先辈是怎样为之努力的？
《文人的底气》，傅国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