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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国人的“大师”情结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12-1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姓家”的慨叹。

  所谓“大师”,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如何歧异,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凡当得起“大师”称号者,必定是我民族文化事业中凤毛麟角的卓越人才,罕见的人中菁华。因此,真正配戴“大师”桂冠的人才,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也不可能多如过江之鲫。恩格斯在评价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以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巨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惯用的“大师”。像达芬奇、伽利略、莎士比亚这些巨人既是时代潮流的产儿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流芳百世,彪炳千秋的“大师”。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冲击,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学术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这种蜕变经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新兴学者团体的形成,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学术巨人出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前沿的桥梁。正如文艺复兴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以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一代文化巨人以陈寅恪等人为代表,融会东西学术文化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其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的时代中,除了一部分人(如赵元任等)机缘凑巧,能继续自己的事业外,大多不能以自然之态,尽展其学术才华。但是,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大多不如前辈,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

  至于40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人,或文化养料贫乏,或受政治运动影响,或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早就有“好大”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生成,缘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较早发达。当前经济建设成就促生的乐观情绪,使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好大”积习也渐次出现。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积弱不再”的急切心态,近年来日见高涨的“大国崛起”呐喊之声,使人明显地感到浓重的“大国”情结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思潮在强烈地涌动,并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

  与此相伴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复兴意识演为思潮,“儒家文化拯救世界”的论调逐渐高涨,许多人沉浸在这种鼓噪中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二是文化盛世到来的幻觉令许多人兴奋不已,许多耗费国家巨大且宝贵资源的“盛世工程”纷纷上马,演为愈演愈烈的趋势。与这两个征象互为里表的,则是“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

  然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大师”云集的“盛况”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已经蔚为潮流;与此相适应,全国高校你追我赶的“硕士”、“博士”扩招,国家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已经使中国成为“制造”硕士、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博士后”已演变为“博士”之后的学位。在教职人员队伍中,“博导”已经成为教授之上的职称。“博导”的近乎泛滥,使那个比“博导”更高贵的“大师”称号应运而生,于是各地“大师”云集的“盛况”成为必然。前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博士到处走,教授不如狗。”正如滥发钞票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其结果是“大师”称号的严重贬值。

  可以说,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悠久的大国心态,促生了“大师”群星灿烂的幻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幻觉,是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原理: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由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几代人的努力。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的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绝不是短短30年可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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