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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思想犯"李贽 用剃刀追求自由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7-12-07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明朝高材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仅有两个特点:一、傲慢;二、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 
    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禄俸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耻于官场暗流,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这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作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惩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到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公元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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