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7年，唐宪宗李纯派裴度、李愬，平定了淮西叛乱后，要为自己的英明功劳立碑，这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768--824年)，正在裴度手下当一个行军司马的官，就接过了这个政治任务，为李纯撰写了《平淮西碑》。碑文突出了后来任宰相的韩弘，韩愈因此得到了绢五百匹作为润笔。

　　对于韩愈来说，五百匹绢只是政治任务完成例外的赏钱、小费，在他的润笔收入中只是九牛一毛，给别人写墓志碑文，奉承、吹捧一下“死人”，才是这位文学大师致富的捷径。

　　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稍后的刘禹锡(772-842)在这位前辈死后也有提及，在《祭韩吏部文》中，刘禹锡写道：“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韩愈在世时即文名遍播，“文起八代之衰”，“声名塞天”确非虚言；而他在追求政治仕途和文学创造之际，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声名，俸禄之外赚“快外”，为公侯权贵和富人们写碑文、墓志铭、行状一类的文章，获得高额的润笔费。

　　在古代，虽说“文章千古事”，但纵是才高八斗，锦绣文章，如果换不了官当，所谓才气、美文也只能获得些虚名而已；纯文学创造不但无法致富，连糊口都难，陶渊明、杜甫都是典型的个案。而想靠用文字换钱，就要丢掉清高，干些“谀墓”的事，即为那些死去的达官贵人们写碑志铭文等。古人重视身后声名，上至王公将相，富贾士绅，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此风，碑志业邃成文人们获得实际效益的最重要领域。

　　唐朝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韩愈更是此风潮中的佼佼者、弄潮儿。在《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韩愈自述说“买主”李素的儿子：“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虽有自我吹嘘之嫌，韩愈在“碑志界”声望大概还是很高的。

　　刘禹锡称韩愈的碑志“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也不是虚夸。可以一窥韩愈润笔收入的有两件事。

　　韩愈有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明确记下了润笔收入：“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还有，韩愈门下有一个“放肆为侠行”的学生刘义，他某次到了韩愈家中，看到“润笔之货盈缶”，便“持愈金数斤去”，并自嘲说这些都是老师是奉承坟墓中人的所得，“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不如给他当寿礼，“愈不能止”。

　　韩愈写碑志到底收了多少润笔费，已不可知，但其所作碑志、行状，流传至今还有近八十篇，大部分乃润笔之作。至于没有流传下来的，也应该不少。所以，按照其“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身价，韩愈的润笔总收入，也该冠绝一时吧。

　　当然，韩愈也非纯然唯利是图的商业文人。他为柳宗元写《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不收费的。韩愈有《太原府参军苗君（蕃）墓志铭》，墓主家“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为依”，如此之穷也要求韩愈写墓志铭，润笔虽仍不可少，大概能 “优惠”一些。

　　文人求利，特别是大文学家追逐润笔费，古人总是看不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便说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后序》诸篇，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而二十世纪的“章疯子”章太炎曾也说：“韩对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据载，韩愈登攀至华山绝顶后，“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亏了华阴县令百般设法才算将他救下。韩愈45岁时，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官运亨通，任河南令，于是作《送穷文》，把积累多年的愤懑牢骚尽情发泄。其实，韩愈不忘利禄的证据更多是作碑文求润笔之事。

　　韩愈一生三贬三迁，几经沉浮，最高当到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之位。相比柳宗元、苏轼等大文豪来说，算是仕途幸运的。但他确实利禄之念过重，其作《送穷文》虽是文学性的自嘲，但已见其心事。元代的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由此，韩愈“谀墓”求润笔费，也是其原有自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韩愈的章太炎也有过润笔韵事：上海滩黑社会巨头杜月笙做寿 ，希望找个有声望的文人写“寿序”，便选中了章太炎。章太炎写了《侠而儒者》一文，据说杜给他三万银洋(一说是五万)的润笔费，创造了近代润笔的纪录。

　　人生本在利禄中生存，要想彻底忘掉利禄，并一生中践行起来，看来只有少数道德天才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