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下午4时，一群青年走进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参观，这座拥有97年历史的哥特式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解说员将众人领至一幅版画前，画的前景是一位穿着儒装的西洋老人和一位穿着明代官服的中国老人，他们站在中堂里交流，背景是一幅中堂画，画的是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

　　“你们知道这两位是谁吗？”解说员询问，众人摇头。“右边这位是明代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他的教名叫保禄，大家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徐光启的出生地，又因这里曾是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故得名徐家汇。左边这位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的老师。”

　　正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所说：现在大家吃番薯，却不一定知道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当然，他们更不知道徐光启是上海地区第一个天主教徒。

　　承认的政治

　　生于1562年，逝于1633年的徐光启是一个值得言说的人物，他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共有五件：一、提倡农学引进番薯；二、练兵和造炮；三、编纂《农政全书》；四、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前6卷）》；五、组织编纂《崇祯历书》。

　　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国的达芬奇……徐光启死后，人们不断给他戴上各种帽子，后世之人或各取所需，或避重就轻，历史叙述总是躲躲闪闪，及至今日生活在徐家汇的青年“不知有徐”，而徐氏身份符号的演变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徐光启的众多身份中最让国人难以启齿的是“天主教徒”。

　　在2005年组织徐光启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今年，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又借《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更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活动的操办者是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他借学者的嘴巴，向社会释放一枚文化和解的信号，公开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

　　“承认徐光启是一位天主教徒对社会有何益处？”记者向具体操办学术研讨会的李天纲教授发问，他是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说，现实意义是“让社会看到真实，知道现在的政府是讲事实的，人们可以相信这个政府。”

　　李天纲很欣赏徐汇区文化局的“务实开明”精神，他特别提到2003年宋浩杰组织修复徐光启墓，按照1903年重修的样子复原，把墓碑前的十字架也修复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欧洲所所长陈乐民亦积极评价：“我认为这很重要，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徐氏本人的尊重。”

　　徐光启墓毁于“文革”，修复以前，陈乐民几次到上海，“打听墓地所在，均未得要领，甚至连徐氏其人也少有人知”，陈于是猜想：这难道是与他昄依天主教有关？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几位意大利客人访华，陈乐民负责接待，令他紧张的是，对方提出了拜谒“利玛窦墓”的要求，“还特意提到利玛窦是徐保禄的老师”。历史上，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的“利玛窦墓”两次遭难，远是在清末被义和团拦腰砸断，利玛窦的尸骨更被挖出来焚烧，最近一次则是“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

　　经多方联系，略微清整的“利玛窦墓”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客人。不料这个引子却让陈乐民对徐光启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300多年前的一个朝廷大臣为什么昄依基督教”。后来到巴黎访问，陈乐民特意向法兰西学院的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打听原因。对这段历史，谢和耐非常熟悉，陈谢对话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徐光启亲近利玛窦等传教士，最打动徐光启的是西欧科学知识。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科学思维”，学习包括天文气象、测绘、水利等诸方面的科学知识，这是徐氏师事利玛窦等人的最根本原因。其二，徐氏昄依西教，是以“儒家”的“道德观”诠释基督教义，以“儒”释“耶”，希望借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所谓“易佛补儒”。

　　陈乐民称赞徐光启“是一位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人”，确实，徐、利之交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中西文化蜜月期。

　　“清朝说徐光启太过分了，把西洋人引入中国，清朝可以说他主修《崇祯历书》翻译《几何原本》是功劳，但觉得入教有点过了。民国以降国人崇尚科学，就说他是科学家、科学先驱，再后来说他是爱国政治家，一直回避他的天主教徒身份。”李天纲说，“现在我们就不能回避他的天主教身份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跟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密切相关，不能分开。”

　　徐光启主修《崇祯历书》就是和一批天主教徒一起完成的，成为此后200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从科学史的角度和历史影响来说，这件事应该算徐光启的最大事功。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天文学人才，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甚至掌控了钦天监事务（国家天文台）。

　　2007年11月，中外学者们在上海公开谈论“徐光启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承认历史，承认事实，这是政府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

　　民族主义的解药

　　在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徐光启还有“另外意义”，即传递徐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温和主义”路线，不啻为为现今不断鼓噪的民族主义开出的一剂解药。

　　“徐光启的时代，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能够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具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李天纲向记者阐述道，“1600年的中国，徐光启是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徐光启才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徐光启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三阶段。三阶段里，先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

　　无疑，4个世纪前徐光启接触西洋文化时的自信和温和态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徐氏在封闭的中华帝国师事洋人，且昄依耶教，足见其见识卓然不同于常人，允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陈乐民亦评价说。

　　在光启公园（徐光启墓地）西南角，绿树掩映着一栋明代民居，名曰：“南春华堂”，门前有一块巨大勒石，上面雕刻着徐光启的侧面头像，头像下面有著名学者王元化亲笔题写的6个大字：徐光启纪念馆。纪念馆的东厅特别布置了一幅“影景合成”的场景，再现了徐光启拜会利玛窦的历史场景。

　　“影景合成”现场的小电影播放着：1600年春天，徐光启来到南京天主堂，在管家的带领下，进入利玛窦的书房，利玛窦急忙出来迎接，彼此握手寒暄，侃侃而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和博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

　　3年后，徐光启再一次来到南京，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天主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利玛窦，没有西学的东渐，就没有明代的徐光启，也没有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会通。” 宋浩杰评价说。

　　从此出发，徐光启带着自己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走入了17世纪开始的全球性的中西文化交汇洪流中。与此同时，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对刚刚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知识新大陆”也表现出十分的好奇，利玛窦真诚地尊崇和赞美着儒家，认为是一种值得西方人学习的“东方人文主义”。

　　“徐光启的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李天纲介绍说，“那时，欧洲国王们不远万里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拿，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

　　在本届徐光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列出一组历史数据，徐光启时代中国GDP占全世界的29.6%，欧洲14国GDP占19.6%，而他的话亦余音绕梁：“马克思评价文艺复兴时期时曾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徐光启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巨人。”今日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是，这位顺应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的巨人，却不是一个对本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西化论者，朱维铮教授列举的数据从国力强大这个层面展现了徐光启文化自信的底气。

　　“那时中国跟西方差距不大，中国人很有自信，见着西洋人不怕，只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国打不过洋人，见了西洋人，急得要命，心态就不好了。”此后，对于西洋文化，中国人痴迷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沉湎在战术层面，给林则徐戴上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大帽子。

　　“现在，中国还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优越感，羞辱感，自卑感融合在一起，欣赏林则徐的“制夷说”，这是错误的。”李天纲认为，中国人应该超越林则徐，回到徐光启的高度，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感到误解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