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