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上的赤壁之战

    讲座提要：本讲论证赤壁大战孙、刘联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一战成功，是因为曹操在战前早已遭到三方谋士“三角同盟”的孤立和掏空。随着曹操逐步以权术代替智谋，清除卧榻之侧，他身边的高级谋士们也发现他的纯法家本质已经落伍，官渡之战以后便决心将他控制在北方，留给刘备及其他新人、新思潮发展机会。这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至今不为人知、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曹操的赤壁惨败证明失谋士者失天下，大中国的命运是由不畏生死、思想自由的谋士集体决定。然而，文学帝国——《三国演义》的前途又将由谁决定呢？

    正文：

    “赤壁之战”有很多种版本，笔者认为罗贯中的创作最为复杂、深刻，个中是非曲直、情理逻辑至今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为何突然放弃武力方式而相信劝降？青年才俊郭嘉为何偏偏在赤壁大战前染病死去？官渡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荀彧为何突然深居简出？老谋深算的荀攸、程昱为何变得唯唯诺诺、晕招迭出？……

    由于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系统攻略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要将它放在小说的整体架构之下研读，种种玄机精奥还是不难破解。其实赤壁之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以弱胜强，更是哲学上的以优胜劣、以新代陈。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三国”时期伟大的谋士群体心生敬畏，他们为推动华夏民族发展进步而精诚合作、锐意创新、不惧强权、舍生忘死的精神或可作为当代知识阶层的一面铜镜。（关于《三国演义》的结构体系可参考汪宏华/《破解<三国演义>之“三国五方”结构》）。

    一、许都放刘备是曹操与众谋士合演的“反双簧”

    曹操一生佩服过两个人。一是刘备，认为他是“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潜龙，与自己同为英雄，如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不过，由于自己这条显龙占尽了先机，所以刘备只配四处打游击，作困兽之斗。另一个人是孙权，随着东吴的逐步强盛，曹操也不敢像看待孙策一样小觑孙权了，颇为感慨地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但他并不认为孙权堪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将他放在儿子的辈份，夸中带骂。可以看出，曹操佩服的都是与自己一样具有帝王之质和帝王之相的政治家。

    如果说曹、孙、刘等人构成的是一个政治家群体，那么他们手下的谋士构成的则是哲学/理论家群体。前者以称霸天下、集权专制，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后者以哲学创新、社会和谐，改善生产关系为己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两个群体之间并非是纯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君（主）臣关系，而是以整个天下即大中国利益为整体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当利益一致时，他们会相互合作；当利益出现分歧时他们又会解除合约，有的表现为正面冲撞，有的是背地里“出轨”。这种“看不见”的特殊层面的斗争可谓是暗流涌动、惊心动魄。此亦赤壁之战的真正看点所在！（其中还有兼为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谋士，后文详解。）

    由于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和利益，所以曹操有时会抛弃谋士的谏言而“支持”同为政治家的刘备。譬如他在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后就私下放走了刘备，其目的就是想获得这位与自己不在同一重量级的政治家的反向帮助。事实上在讨伐袁术、袁绍时刘备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曹操万万没有想到，是众谋士率先背叛了他，刘备兄弟带着五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许都，怎么可能同时瞒过四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职业谋士呢？就是“星夜启程”也不可能。孰不知这些谋士在第十六回就已经心照不宣同时倾向了刘备。郭嘉回答曹操是否该杀刘备时说：“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而荀彧先前主张杀刘备则是为了与郭嘉互为唱和，荀彧知道郭嘉才是影响曹操的主角（后文第五节有进一步的论证）。有趣的是，刘备带着人马走后，一方面郭嘉等人煞有介事地慌作一团、相互埋怨；另一方面曹操是虚以委蛇，仅派心腹许褚带区区五百人去追赶。好一出逢场作戏、各怀心思的“反双簧”。

    后来，司马昭之所以故意派出有异志的钟会征伐西蜀，也是政治家的反向利用，但他成功了。曹操的失策在于被擅长韬晦之术的刘备迷惑，实际上刘备的政治才干不在他之下。比如刘备也曾在许田制止关羽杀曹操，也曾撇开诸葛亮的建议而放任曹操占领荆州，其想法就是要用民心、儒术从曹操手中反夺天下，模仿甚至超过刘秀。（所谓“辅汉安刘”、“匡扶汉室”都是借口。）显然，曹操和刘备都过高估计自己，看低了对方，致使如意算盘均只达成了一半。

    二、曹操从新法家到纯法家的退化

    尽管曹操早就说过“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法家宣言，但很多谋士还是集合到了他的身边。因为说归说，他在行为上更多表现的是嫉恶如仇、义重于山、智勇双全、破旧立新、海纳百川、从谏如流。这些优点使他在各路诸侯中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主子，如大谋士荀彧、荀攸叔侄同投门下，之后荀彧又荐程昱，程昱荐郭嘉，再以后孔融、祢衡、许攸等高人也纷至沓来。但是，我们不能说曹操不是法家，他只是改换行头将前人的法术做了简单而又实用的伪装，在法家的表面覆盖了一层超薄的儒皮。从他刺董卓，尊刘协，到伐吕布、袁术、袁绍，再到准备在赤壁同时拿下刘备和孙权，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轨迹：随着地盘和权力的扩大，曹操逐步以法家的权、势、术取代儒家的仁、义、智。我们姑且称这种法家为虚儒实法的新法家。

    什么是权术呢？权术是法家以个人利益为圆心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的阴谋。手段可谓繁多。《三国演义》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弱势对强势，常以违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如借人的忠、孝大义暗中用计；另一种是强势对弱势，他们是明目张胆地实施严刑峻法。而曹操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会用一些儒术粉饰自己的行为动机。比如他在滥杀无辜之后，要么大哭，要么厚葬，要么说喝多了。很显然，儒道只是被他当成了强盗逻辑，没有融入他的血肉之躯。赤壁之战前，随着曹操权倾天下，其儒家外衣基本上脱得就只剩下一条新内裤了。

    曹操没有想到儒家之智谋与法家之权谋有螺旋式上升的层级演进，以为自己用智谋摧毁袁绍的权势之后，就不会再有更高的智谋动摇自己的权势。实际上要取得天下，必须一以贯之保持这两方面的领先地位，不可偏废。但此时曹操已然被显性的财富迷醉，认识不到智力资本的潜力了。这也是法家的局限所在。

    杨修对曹操的研究很是透彻，他能猜出园门上“活”字的含义就是因为发现了曹操的心胸正在变窄。心窄便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心窄便嫌门宽；心窄便吝啬地只给朝臣分一人一口酥；心窄便怀疑床边的侍从；心窄到最后甚至妒忌自己贤达的儿子曹植，还有知心的“小秘”——杨修。

诗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这并非说曹操是一个善恶的矛盾体，而是揭示他儒消法长、从新法家到纯法家、从英雄到奸雄渐次退化的生命历程。

    三、谋士们冥冥中追寻儒法混

    谋士们之所以纷纷投到曹操门下，不是他们看不出曹操的法家本质，也不是他们要拥护法家或者趋炎附势。法家是一种在秦朝就没落了的哲学，比汉家之儒更不得人心，当然不能又用它取代汉朝，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从他们后来的结局看，攀附权贵的想法则可彻底排除（不入流的小谋士如蒋干、蔡和、蔡中除外，当今社会的所有谋士除外）。笔者通过系统分析后发现，这些谋士在厌倦了纯粹的法与儒之后，都在冥冥中向往一种能将法和儒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的新哲学。他们不知道该混合体最终应是什么样的配合比例，什么样的实现形态，什么样的变化趋势，但他们依旧满怀信心要去寻找，去摸索。当发现曹操具有一些儒法糅合的特点时，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不是很地道，却至少让人看到了儒法混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另一位政治家刘备之所以能让郭嘉等人刮目相看，并吸引到徐庶、诸葛亮，也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儒家，他虽不反刘汉，但反东汉，属于新儒家。而新儒家比新法家又稍稍进步了一些。不过刘备的法芯也仅是用来缝合内部伤口的丝线，一旦得到天下还是会抽去，继续效仿高祖的“约法三章”、“宽刑省法”等仁政，刑法略严于东汉末。第六十五回刘备在占据益州后便通过好友法正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政论，但随即被诸葛亮驳回。只有诸葛亮才是将儒与法血肉相融的第一人：“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随着曹操的法形渐露，当初乘兴而来的谋士一天天失望，有的人不能忍耐就提前造反了，如祢衡、孔融。然而他们拼将一死的斗争是徒劳的，丝毫不能遏制曹操的扩张势头，何况利用曹操消灭袁术、袁绍，统一北方亦不失为国之幸事。但接下来曹操准备攻打刘备就完全跨入民心向背的另一面了。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身边的谋士便一齐行动，采取了比祢衡、孔融更有效的手段，他们不但内部分工协作，还适时与对方的谋士外通内联。

    假如说官渡之战是新法家与旧法家的较量，那么赤壁之战就是所有谋士众志成城阻截新法家继续前进的大决战。此时，三方谋士虽然思想创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反曹反法的立场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新法家只能作为天下统一道路上的阶段性哲学，现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须当立即止步于赤壁，等待新人、新思潮的成长。于是，三方谋士便围绕曹操这一邪恶轴心共同构筑了三角同盟。该同盟结构松散隐秘，没有协议，没有章程，只有扑朔迷离的智慧和机巧，犹如一个绕来绕去的数学拓扑。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孙权的思想是一种苟全于乱世的儒法混，准确地说是有善有恶的“儒法换”，即根据本地域的形势需要随时作纯儒、纯法的两极“变脸”。比如他既可以比关羽更“义”地夺取荆州，又可以比曹操更“法”地杀害关羽；既可以向汉室或曹操投降，也可以联刘反曹。这种没有稳定信仰的“新有善有恶”注定只需要也只能够聚集一帮惜命保家的二流谋士，所以也就安不了天下（庞统寄寓江东是为了避诸葛亮之锋曲线救刘）。中国民族从来都崇尚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