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宗璞讲述西南联大历程与精神的《野葫芦引》由《东藏记》、《南渡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四卷组成，其中前两卷多年前已出版，第三卷《西征记》也已完成三分之一。　（新京报插图/赵斌）

　　1937年11月1日上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而后九年，在炮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依旧笳吹弦诵。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曾撰文，称长沙临时大学的开学，代表了“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的表现”。逆境中，师生们“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怀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在我看来，这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念及此，我辈后生小子，难免感叹不已。

　　今年四月，为了真切体会“联大人”的生活情景，我曾赴昆明“寻根”。在云南大学提供的讲台上，我作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以西南联大的故事开篇。跑到昆明来讲联大，既非逞能，也不是讨好，纯粹是为了圆自家的一个“梦”——站在师长辈挥洒青春、热血以及才华的土地上，如数家珍地辨析那注定要流芳千古的“大学故事”，是何等让人神往。

　　谈及“大学叙事”，我既重“史料”，也好“文章”。就说西南联大吧，前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后者则不妨举出三位著名小说家。联大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1919－2002），就读于联大外文系、但私淑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的汪曾祺（1920－1997），还有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冯钟璞（1928－），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鹿桥、汪曾祺和宗璞的联大情结

　　借文学作品了解西南联大，在台湾，主要得益于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在内地，则是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还有，就是我今天将着重谈论的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正式出版是1959年），作者时年二十六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梦境中，故以生花妙笔，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化了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校园生活，对于日后无数在繁重的课业中痛苦挣扎的台湾大学生来说，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校园，无疑是“神仙境界”。

　　汪曾祺写西南联大，最初或许只是为了“应景”——应邀为西南联大或北京大学的校庆而作，可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我以为，他的那几篇散文，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是其晚年写作中最为精彩的。而且，日后谈论这所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声名显赫的大学，汪先生的文字必定长相随。

　　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具体到长篇小说《东藏记》，以及散文《梦回蒙自》，还有刚刚发表的《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等，都是在追忆、凭吊那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大概都会认同宗璞《自传》中的这段话：“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忍不拔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以如此淡定的心境，谈论昆明时期既艰苦又浪漫的大学生活，笔调温婉，气定神闲。

　　一定能完璧的《野葫芦引》

　　我不知道宗璞先生的《西征记》和《北还记》如何落笔，看《东藏记》的卷首题词，还有诸多媒体的报道，似乎更着意于表现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不是区区一所大学的兴衰存亡。这么一来，作家会不会将目光更多地转移到战争全局，而不屑于停留在校园里琐碎的日常生活？这是我所关心的。其实，能写出一部让一代代大学生百读不厌、伴随其走向成熟、作为其“精神读本”的长篇小说，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恕我直言，在中国，能写抗战的作家不少，能写好抗战中的大学生活的则寥寥无几。屈指数来，当世作家中，最合适的，莫过于从《红豆》起步、兼具学识与文采的宗璞先生。因为，此举不仅需要生活积累，需要激情，更需要学养。否则，很难深入体会并准确表达联大教授们的“南渡心境”，以及“贞下起元”的期待、“旧邦新命”的抱负等精神情怀。

　　可惜的是，我们真正体认西南联大的价值，太迟了点。从1946年联大学生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中间整整空了四十年。很多的场景，已经物是人非；很多的感觉，已经随风飘逝。几十年过去了，想重新复原那种“感觉”与“场景”，谈何容易！撰写此类“遥想公谨当年”的长篇小说，需要追忆，需要驰想，需要反省，需要建构，需要时机，还需要体力——很可能，等到“有意为之”时，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读《<南渡记>后记》以及若干访问记，知道作者是如何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艰难写作。对此，我充满敬意。生怕影响了《野葫芦引》后两卷的写作，每当学生提出要去采访、座谈或邀请演讲时，全被我挡住了。就连我自己，好几次想拜访宗璞先生，已经走到燕南园了，还是不敢扣门。原因是，不知道见面后该怎么说。说鼓励的话，“快马加鞭，力争上游”，不合适；说宽慰的话，“悠着点，别着急”，也不对。

　　记得是1980年，已85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发愿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几乎没人相信他能完成。可结果呢，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冯先生百折不挠，真的写成了七卷本的大书。有此“家学渊源”，我相信，宗璞先生也能做到这一点，《野葫芦引》一定会成为完璧。

　　我这是从一个关心“大学精神”以及“大学叙事”的普通读者的角度，而不是文学史家的立场，来祝贺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