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这一组概念，既是汉代以来两千余年间历代学者“越说越糊涂”（朱自清语）的传统学术难题，又是当代中国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日，古典文学学者刘怀荣教授在其出版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一书中，采取了与以往研究完全不同的思路，首次从民族思维发生学的角度提出，把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思维的三种基本方式。

　　刘怀荣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诗学的研究，更是十分重视诗学的发生问题，他把民族文化早期潜在的诗学，作为讨论诗学问题的出发点。“这点以往学者很少思考，但却是中国诗学研究中极为关键的问题。因为正是发生期的民族文化决定了中国诗学后来的发展方式和定型以后的特点。”刘怀荣指出。

　　为此，他在研究中除坚持传统考据学的方法外，还采用图文互证的方法，使用了很多为以往学者所忽略和基本没有涉及的原始岩画、陶器、铜器及画像砖（石）上的图画，并采用了大量考古学、神话学、古文字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材料。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刘怀荣教授提出：赋、比、兴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基本方式；赋比兴、诗教、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三大原生概念，三者不仅同源共生，而且也是后世中国诗学发展的三条主线；诗学史上的一大批重要范畴大都是从赋、比、兴衍生而来或与之有着深层的美学关联；中国哲学史上言意之辨的理论成果在齐梁之后逐渐被诗学所吸收，并与赋比兴汇为一体，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怀荣教授认为，赋、比、兴在发生源头上与原始巫术、宗教祭祀仪式有着密切关联，它们是从上古社会感性生活的沃土中逐渐被提炼、升华和凝结为独特的民族艺术思维方式和诗歌理论概念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诗学原生概念的赋、比、兴在中国诗学史上出现了诸多流变，如“诗教”、“迹熄诗亡说”、“《毛传》标兴说”、“香草美人说”、“兴象说”、“神韵说”、“境界说”等。而这一系列重要问题和难题，及其与赋、比、兴之关联，在今天仍有追本溯源的较大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