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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为古诗歌总集；自汉以还，儒生尊奉为“经”，遂有《诗经》之名，并合《书》、《易》、《礼》、《春秋》并称五经。经汉儒之笺注诠释，又附以大序、小序，演绎而为儒家万古不变之经典常理，遂为禁锢思想之儒学“道统”。乃使后之学者只知有经，不知有诗。盖诗主情性，意在审美，自娱而娱人，无关国之成败兴衰；经主功利，重在教化。经生强言美刺正变，以资王政教化之用，复虚设情发礼止、“温柔敦厚”之说，自愚而愚人，使《诗》之审美价值丧失殆尽。《管锥编》有读《毛诗正义》一卷，力主诗为艺事，复倡以诗解《诗》，驳斥历代经生之迂阔穿凿、曲意恣为，拨乱反正，披沙见金，精辟之见叠见。兹择其要，略举数例，分述如后。 一 《关睢·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正义》：“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初作乐者，准诗而为声；声既成形，须依声而作诗，故后之作诗者，皆主应于乐文也。”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层次分明，顺理成章。诗为乐心，乐为诗声；心持于内，乐附于外，虽诗乐同功，而内外有别。情动于中而发为言，是为诗；准诗而作声，缘哀乐而成形，是为乐。乐之初作，缘诗而为；诗哀则乐哀，诗乐则乐乐；不然，方枘圆凿，乐无所依，必龃龉而不安；乐后作诗，须以诗就乐，依规矩而成方圆，始得诗乐谐和，相映成辉。《论语·卫灵公》称“郑声淫”，后之学者力辨“郑声”非郑诗，清戴震《东原集》卷一曰：“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其诗也。如靡靡之乐、涤滥之音，其始作也，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然则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钱锺书曰：“厥词辨矣，然于乐配合之理即所谓‘准诗’者，概乎未识，盖经生不通艺事也。”（60页）若夫“郑声”之为“淫”，其初必依诗而作乐，准诗而为声，诗之贞，何来乐“淫”？故钱锺书反诘云：“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靡靡涤滥之声，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攸宜，用违其器”（60页），岂其宜乎?是经生拘乎“思无邪”之说教而于诗乐艺事茫无所知明矣!又《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经言历历在目，东原曲为之说，是“经生复荒于经矣”（60页），非特不通艺事而已!《韩非子·难》三，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不哀而惧，故知其有奸，以其情声不符也。 傅毅《舞赋》伪托宋玉与襄王对语，玉曰：“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王曰：“如其郑何?”玉曰：“小大殊用，郑雅异宜……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曰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郑之“其诗”、“其声”、“其形”乃条贯若一，脉络相承，君臣自娱，“非以风民”，其“淫”何害?是亦郑诗不免于“淫”。由此可见，经生不但荒于经，又疏于《选》学也。 二 《诗序》：“诗有六义焉……曰赋，曰比，曰兴。”赋、比、兴为作诗之三法；其中“兴”义自来解释不一，最难为定。刘勰称“比显而兴隐”，其实，比即是兴，兴即是比，一而二，二而一，唯隐显之别耳，故难与赋、比鼎足而三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曰：“题云比兴，实侧注论比，盖以兴义罕用，故难得而繁称……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若以毛、郑辈笺释兴义，衡以诗篇，谅亦难自圆其说，要如项世安《项氏家说》所云：“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经生既未得词人之心，而强为说诗，后人又目毛、郑之徒为解《诗》鼻祖而将其说视若圭臬，曲承其说而贻害至今。后之词章之士深谙诗文心曲，摒却腐儒旧论而别立新说，如徐渭《青滕书屋文集》卷十七《奉师季先生书》曰：“《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离经叛道，师心自任，然惬理会心，最得风人之旨。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起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以下所叙人物故事，全与“孔雀”无涉；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下文皆言少年之豪侠，与“妖女”了无干系；汉乐府《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与下文不相连属。此皆后世诗歌之发端起兴，“决不可以意义说者”也。郭绍虞曰：“兴亦有仅俱发端而无比喻作用的，也有喻意由于时代久远已难明了的，也有仅俱音律上的联系作用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47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纵为调停之说，不失为圆融通达之论。 钱锺书尝“闻寓楼庭院中六七岁小儿聚戏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又歌云：‘汽车汽车我不怕，电话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请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辞辛苦之意。盖本欲乘车至外婆家，有电话可通，则省一番跋涉也。”（64—65页）虽属戏言，然经生之迂阔不亦若此者乎？三十年前，余尝闻小女跳皮筋戏嬉，歌曰：“十二十二小铃铛，战斗英雄黄继光，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牺牲为革命……”，若按经生解《诗》法，当云：“十二、十二，则为廿四，廿四个铃铛齐鸣，其声镗镗，以兴战斗英雄革命事迹之无比辉煌也！”充类加厉乃知经生之荒唐可笑。钱锺书又引西方报载纽约市民示威大呼：“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盖所谓“兴”也者，本不玄秘，且中外一例，只是“发端起兴”而已矣!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书》载李仲蒙语曰：“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自古迄今，以今例古，兴也者，皆“触物起情”，无心凑合，天然自成了。 三 《周南·卷耳》，《小序》以为：“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毛、郑笺注一如《序》言，恪遵无违。诗四章，首章出自妇人之口，自当无疑。言妇人频采卷耳，因思念劳人之故，心驰神鹜而“不盈顷筐”。特二、三、四章之“我”，郑笺释为妇人自道，则大谬不然。妇人而乘坐病马，“陟彼崔嵬”、“陟彼高岗”，已觉不可思议；况又“酌彼兕觥”，一如高阳酒徒，更觉于情理难通。钱锺书讥其“只未径谓渠变形或改扮为男子耳!”（67页）盖经生泥于“后妃之志”，无可违拗；且不晓诗艺中人物之口吻宜乎随时变换之故，而终贻笑千古也! 胡承珙《毛诗后笺》盖已觉其情理难通，而谓：“凡诗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并见。”然而何以得知其妇代劳人而复言“我”耶?钱锺书曰：“涵泳本文，意义豁然，正无须平地轩澜、直干添枝。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67页）若此则词顺义明，豁然而解；如若不然，则《鸱 》口吐人言，《卷耳》化女作男，《诗》之为“经”，则成荒诞不“经”矣!文艺作品无论诗词歌赋、小说戏剧，作者因述事抒情之需，或男或女，或老或少，虚拟人物、借口代言乃艺文常事，焉可胶柱鼓瑟，泥而不化，因词害义哉!晓乎此理，则知《桑中》诗既非‘淫者自作”，亦非如《小序》所谓讽刺淫奔也。曹植曾作《美女篇》，李煜称“奴为出来难”，岂陈王、后主由须眉而倏变为裙钗？宋玉作《高唐赋》，岂朝为襄王、暮为神女哉!《朱子语类》卷八十曰：“读《诗》且只做今人做底诗看。”明万时华《诗经偶笺·序》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98页曰：“经生治《诗》，知有经而不知有诗。”张尔歧之说最为明白晓畅，《蒿庵闲话》卷一曰：“诗人凝想点缀之词，若作女子口中语，似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语叙景，错杂成文，如此类者甚多，《溱洧》、齐《鸡鸣》皆是也。‘溱与洧’亦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说者泥《传》‘淫奔者自叙’之词，不知‘女曰’、‘土曰’等字如何安顿。”盖我国文学初以抒情体为主，叙事体较为鲜见；经生读经之时犹如士卒之遵奉将令、臣下而亲聆圣谕，唯命是从，不敢与“经”有半毫差池；且又不明诗心之曲直、匠心之苦运，读而不知其意，姑妄加附会臆测，遂致解诗如白日梦呓、醉中昏语耳! 四 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传》：“绿，王刍也；竹，编竹也。”左思《三都赋·序》斥杨、马、班、张之辞赋虚言不实，曰：“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其自作《三都赋》乃扬言：“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贤者奚信?”又云：“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奥之产。”言之凿凿，信其所有。然则，《水经注》卷九《淇水》：“《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为楗；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万余，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并无此物，唯王刍编草，不异毛兴。”西晋左太冲尚言竹徵其实，而北朝郦道元称“并无此物”。既然武帝已斩竹木为楗，太冲所言实乃空诸依傍，而非“颂其所见”也明矣。然而唐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犹言：“南登滑台上，却望河淇间，竹树夹流水，孤村对远山。”岂伐而复生茂竹，抑远望未明而疑树为竹？抑或援经为典，出于想当然耳？清之经生为补漏填隙，于是援引字书，以证明“绿”、“竹”为二草名、二菜名，非为竹也，其用心良苦也矣，殊不知同是卫风《竹竿》篇复言“ 竹竿，以钓于淇。”既无女娲之力，难凑补天之功，徒为后人一哂耳！经生之愚陋，复见一例。 若夫艺文之道本无妨文质相生、以虚饰实；事无大违，可纵笔而书也。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云：“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披，夸饰恒存。虽云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刘师培《美术与徵实之学不同论》犹言：“故有以寓言为文者，如《庄》、《列》、《楚辞》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与事实相参者，如《战国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后世史书，事资虚饰，而观者因以忘倦。汉魏词赋，曲意形容，而诵者称为绝作……则以词章之文，不以凭虚为戒，此美术背于徵实之学”也。“白发搔更短”，何人见责?“白发三千丈”，羌无异议。高天厚地，寸天尺地，毫厘千里，而识同一理。孔子有“凤兮”之叹，《周易》载“潜龙”之用，《三百篇》举《麟趾》之什，如此神鸟灵兽谁人得而见之，然出自圣贤之口，书于经文典籍。苟字字求实，句句无虚，非词章之规式也。“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96页），不亦可笑乎! 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欧阳子曰：‘环滁皆山也’。余亲至二地，牛山乃一岗石小山，全无土木，恐当时亦难以养木；滁州四望无际，只西有琅砑。不知孟子、欧阳何以云然。”盖读《聊斋》而搜索神鬼狐仙，读《桃花源记》而追慕南阳刘生也。《红楼梦》第五回写秦可卿房中陈设，谓有武则天曾照之宝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涤之沙衾，被红娘拥抱之鸳枕，若据以为真，岂止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考据求徵实，艺事尚夸饰，经生斤斤于以经读《诗》，无异于缘木求鱼，禅宗所谓“死在句下”，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 五 汉儒以经解《诗》，立意在教化治民，故以美刺规范诗体，附会史实以褒贬垂训，而于风人之旨，全不理会。王风《狡童》，《序》谓“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诗集传》觉其牵扯未妥，一摒毛、郑旧说而独谓“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是为“读《诗》只做诗看”之解诗法。钱锺书以为“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似胜汉人旧解。”钱锺书诠解《狡童》云：“首章云：‘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而次章承之云：‘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是‘不与言’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乃共食之时，不 不睬；又进而并不与共食，于是‘我’餐不甘味而至寝不安席。且不责‘彼’之移爱，而咎‘子’之夺爱，匪特自伤裂纨，益复妒及织素。若夫始不与语，继不与食，则衾馀枕剩、冰床雪被之况，虽言诠未涉，亦如匣剑帷灯。”（109页）若夫男女之情，阔别而淡忘，习处则生嫌；渐远渐疏，迹近心离，胥为世俗之常态。故小别胜新婚，若远若近，转疏而反为亲也。且夫“彼”与“子”之有故，新宠夺爱，旧人则移情别恋，故且怨且诉，自在情理之中。是此诗语近情遥，馀味曲包；初读似觉平淡无奇，深味之则底蕴丰厚。诗之含蓄，尽见于此。《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司空图《诗品》论含蓄则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圣俞语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狡童》近似之也。 此诗若按汉儒之解，则搜索经史，穷尽典籍，始知“子”为祭仲，“狡童”指昭公，不见有诗，状若读史；按图索骥，扑朔迷离，恍兮惚兮，似有若无，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恐“读者虽具离娄察毫之明，能为仓公洞垣之视，爬梳字隙，抉剔句缝，亦断不可得此意，而有待于经师指授，传疑传信者也。”（109页）读诗犹若此者，则恐皓首而不能一解也。且夫诗家意趣全无，读者味同嚼蜡。“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110页）若乃《狡童》一诗诚如汉儒所解，则史载俱在，复何为而作诗哉？ 夫世事纷纭，形难为状，艺事有道，未可一概而论。以人事物情入乎词章，除可歌可泣者外，复有不可言说，不便言说、不敢言说者、然此情此事横亘于诗人胸中，不吐不快；吐而为诗，则又有隐情不可谓外人道者，苦情不必为世人知者，险情恐罹杀身之祸者，是以曲折隐晦、闪烁其词，半吞半吐，欲言又止；或藏头露尾，假物以代，言在东西而指归南北者；有引譬取类、其意难明，状如覆射猜谜者。陈王《七步》、苏李赠答、嗣宗《咏怀》，皆属此类也。陈王、苏李之作，疑其伪托，置而勿论；阮籍《咏怀》，《诗品》已称：“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昭明选录十七首入于《文选》之编，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亦云：“《咏怀》诸篇，文隐指远，定哀之间多微词，盖指此也。”此外，又如李义山之《无题》，黄仲则之《绮怀》，亦皆本事不详，未可强作解人，盖微志难明，亦有所寄托者也。 《管锥编·周易正义》论乾，分《易》象与诗喻之别，尝言哲人取譬假象，意在说理陈义，义理既明，无妨登岸舍舟，筌蹄尽除；且义理能明，则象无固必。诗人借喻设譬，则须依象成言，喻中见情；若尽舍象譬，是为无诗；或易言变象，则别为一诗矣。是以读诗不可“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还，有以此专门名家者。”（11-15页）盖刺经生之治《诗》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载元丰间，东坡系大理狱，有《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进呈，以为有不臣之意。神宗问何以知之，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幸无经生之愚，使东坡免蒙不白之冤。 然《诗》有美刺，刺者，刺其过错也，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卑下未敢直罪尊上，故作诗者言此意彼，假言于寄托，尚有可说。而美者，美其盛德大功，正无妨直陈，何需隐约其词哉！而《关睢》之类，经生之解也，仍不免引经据史，翻箱启箧、指东说西，何苦乃尔!不通艺事，堂堂作人，何必强不知以为知，为后人所嗤鄙哉! 六 诗用比喻，艺文之常；人情物理，虚实异象。故写物附意，扬言切事，乃诗家之惯技也。就《三百篇》而言，“金锡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文心雕龙·比兴》）千年以还，曾无异词。非比不足以明其志，不喻难能察其意。然事各有态，物必具象，比之为用，取类无常，或仿貌喻声，或譬事拟心，往往取其一端，不及其馀。比与所比，本非一体，要以切至为贵，无需分寸不移；否则，囿于一言，顿生执着，刻鹄若鹜，画虎成犬，必如纪昀所谓：“太切转成滞相者”（《文心雕龙·比兴》范文澜注引纪评）也。 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颜如舜英”；《传》：“舜，木槿也。”《正义》：“《释草》云：‘椴、木槿，榇、木槿。’樊光曰：‘别二名也。其树如李，华朝生暮落，与草同气，故在草中。’陆玑《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椴，齐鲁之间谓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槿荣’。”谢在杭《五杂俎》卷十：“木槿朝开暮落，妇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诗之寄兴，微而婉矣!”盖谢能体察诗外馀味，微言中节，深得风人之旨。古来诗词曲中，以花喻女子容色易逝者比比皆是：“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等皆是也。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一《释舜》称此“舜”非《月令》之“ ”，“舜”之花“红而晕”，“ ”则“近 黑，远 微有光耀”，故以“ ”拟女色，“比物若是欤?”诚哉如《孟子》之所斥：“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按，《诗》字本“舜”而非“〓”，所论节外生枝，横添蛇足。以其一也。“舜”即“〓”，木槿也，不复另有别花，《康熙字典》“〓”字注引陆佃云：“亦作舜”，且《正义》言之甚详。复增数说。《尔雅注》：“日及、王蒸”，《释文》又作“〓”，《英汉字典》作“〓英”，数名而一物。此其二也。且夫《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传》：“木堇，王蒸也。”《经》、《传》、《正义》皆无“〓”字，是今本不同古本，抑或古眼异于今眼？此其三也。又，钱锺书曰：“〓纵非舜，亦无大害”（106页），《左传》有“玄妻”之名，《清异录》载“〓已”之说，俗谚复有“黑牡丹”、“黑黑俏”之云，有如《围城》所形容之鲍小姐。黑不妨美，风致别存。此其四也。文学非科学，诗文之道不同于徵实之学，信必字字据实，则上举以花喻女数例，诗家文家当自注某花某草矣!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为瓠犀，螓首蛾眉。”亦皆为类比之词，不容字字推究计较，句句坐实求真。至如柳眉杏眼、桃腮樱口、冰肌玉骨、雪肤蜂腰，亦意会心领可也；不然，天意丽质而遍全草木纷披，窈窕淑女而满面虫豸蠢动，不亦可笑、可惜、可怜、可怖乎?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有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按“甚”者，过也。《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故知“甚解”为过正之解，非谓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如后人之所理解也；否则，何来“会意”以至“忘食”耶？恽氏之解诗一若高叟，又如渊明之所谓“甚解”者也；且由“甚解”而成“误解”，由“误解”而终至“曲解”，即俗谓之“钻牛角尖”也。钱锺书曰：“夫诗文刻划风貌；假喻设譬，约略仿佛，无大刺谬即中。侔色揣称，初非毫发无差，亦不容锱铢必较。使坐实当真，则铢铢而称，至石必忒，寸寸而度，至丈必爽矣!”（106页）经生之愚，“甚”矣哉!；假喻设譬，约略仿佛，无大刺谬即中。侔色揣称，初非毫发无差，亦不容锱铢必较。使坐实当真，则铢铢而称，至石必忒，寸寸而度，至丈必爽矣!”（106页）经生之愚，“甚”矣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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