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的光绪帝给人的印象是跟着太后亦步亦趋，他的心境到底如何，外界很难知晓。新发现的光绪帝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阅读书目，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光绪帝没有放弃他的抱负。从这些书目推想，光绪帝的死，是不能瞑目的。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又在晚清政坛上活动了十年。从一些曾经远远瞥见过他的西方人的记载中，或者从那些伺候过他的太监口中，我们所能产生的印象是，他似乎陷入深度忧郁状态，什么也不感兴趣。宫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光绪帝有精神失常的症状。有位伺候过慈禧的宫女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给光绪帝理发的太监老刘。宫女回忆道：老刘告诉她，“剃完头，请示皇帝按摩不？大家知道光绪帝是个急脾气的人，对生活细节向来又不讲究，早就腻烦了，向例是摇摇头，更不挑剔奴才的毛病。奴才行礼时，皇上的眼皮也不抬，怔怔地在想心事。”老刘还偷偷告诉她说，皇上很少有喜笑颜开的时候，“可能有精神病……光绪像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听从下人的摆布。他们都知道光绪的脾气，赶紧伺候，赶紧离开。孤独惯了的人，决不愿有人在一旁打扰。在光绪爷面前当差的人，都是低着眼皮做事，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向的习惯。”(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278、301页)

    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88年来华，亲历了戊戌、庚子年的事变。他的妻子是医生，与满洲亲王家眷来往密切，常有机会进宫。据何德兰太太说：“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边，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否则从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嫔妃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磕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时，一个人高马大的太监站到皇上面前，把他完全挡住了。我看见光绪的手伸到那人肩头，默默地将他拨过来，让他看看是站在谁的面前。当光绪抬起头来看这个身材高大的仆人时，脸上并无愤怒的迹象，只显出一副温和而可怜的笑容。我以为那人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扑通跪下，没想到他只往左边挪了几英寸，依旧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面。”“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晏方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109页)难道这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人生最后十年的一切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几年前，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中偶尔看到了一份档案，它可能是光绪帝最后的一份读书单，当时很受震动。一般说来，内务府档案大多是些事务性的流水账，枯燥琐碎，很难引起人的遐想。只有经过大量的累积，这些碎片才能成为大拼图中有意义的组成。不过这份档案的意义不同，它多少告诉我们光绪帝死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尚未泯灭的政治抱负。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完全排斥对个人、哪怕是小人物的命运的关注，那么这件档案所透露的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琐事。

　　这是一份光绪帝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数件合成一件，是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的购书单的记录。第一份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由内务府奏事处交出的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目40种：

　　政治官报局刊印各书：《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的《宪法说明书》的译本。书前提要中说：“博士，日本法学大家也。明治维新初，随使欧美。于各国宪法，既得其渊源，考其沿革，于本国国势民情，尤多经验……日本宪法之改良政体，国体益以尊崇。摧抑私权，君权愈以巩固。实熔铸欧美而成日本之特色。其中慎始防微之意，因势利导之方，博引旁通，时流露于意言之表，感情良匪浅已。”这段话大致可以代表当时官报局的立场。———书目说明均为引者所加，下同)《日本统计释例》、《日本宪政略论》、《译书提要》、《驻奥使馆报告书》；

　　商务印书馆新印各书：《孟德斯鸠法意》、《政治讲义》(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的严复的演讲集)、《法学通论》、《比较国法学》、《政治学》(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眆。此书在日本为畅销书。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国法学》、《民法原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富井政章，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政治泛论》、《宪法论》、《行政法泛论》(原作者为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1907年初版)、《日本预备立宪》、《国债论》、《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作者为留日学生李凌云，1906年初版)、《自治论纂》、《宪法研究书》、《日本监狱法详解》(原作者为日本佐藤信安，1903年初版)、《万国国力比较》(书前注明译述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原著者英国人默尔化。1902年初版，次年再版)、《政治一般》、《列国政治异同考》、《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新政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理财新义》、《日本法制要旨》、《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以上每种呈四部，并嗣后官报局有新印出之书，即随时每种呈递四部。

　　两天后，内务府呈进了其中的27部，同时对未能进呈的书目陈述了原因：

　　政治官报局欠办书籍：《日本宪法说明书》，现在不齐；《日本宪政略论》，现在不齐；《译书提要》，现在不齐。

　　商务印书馆欠办书籍；《自治论纂》，尚未出版；《宪法研究书》，尚未出版；《政治一般》，现在不齐；《列国政治异同考》，现在不齐；《欧洲财政史》，现在不齐；《经济通论》，现在不齐；《日俄战纪》，现在不齐；《最新战法学》，现在不齐；《各国宪法大纲》，现在不齐。共书十二种(引者按，应为十三种)未进。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908年2月17日)内务府又补进五种：

　　《日本宪政略论》四部，每部一册；《政治一般》四部，每部二册；《欧洲财政史》四部，每部一册；《日俄战纪》四部，每部一册；《战法学》四部，每部三册。

　　同年正月二十八日，光绪帝交给内务府他从《政治一般》一书中抄下的一份详细目录，要内务府查明出自何书，并索要这本书。这份目录的内容如下：

　　第一编古代史。第一章总论，第二章三大国民，第三章低格里幼发拉的河边诸国之兴亡，第四章希腊国民概论，第五章希腊人移住及斯巴达勃兴，第六章阿善之兴起，第七章波斯战争，第八章阿善隆盛及配洛帕纳色斯战争，第九章希腊之文明，第十章斯巴达德巴及麦西腾之霸业，第十一章达亚历山德及海伦世界，第十二章欧洲古代之形势，第十三章罗马王政时代，第十四章共和政府内讧，第十五章共和政府统一(意)大利，第十六章征伐外国上，第十七章征伐外国下，第十八章内乱，第十九章三雄执政上，第二十章三雄执政下，第二十一章罗马帝国概论，第二十二章传播耶稣教。

　　第二编中代史。第一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上，第二章日耳曼人种之大移住下，第三章东罗马帝国，第四章回教之势力，第五章郄尔曼帝国，第六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上，第七章诺尔曼人之迁徙下，第八章日耳曼人种之神圣罗马帝国，第九章中古上半期之欧洲风化，第十章罗马教皇之权威，第十一章十字军上，第十二章十字军下，第十三章十字军之功效，第十四章英吉利及法兰西，第十五章日耳曼皇权衰颓，第十六章罗马教皇之势力衰颓，第十七章东欧之形势及东罗马之灭亡，第十八章百年战争，第十九章西欧诸国集权于中央，第二十章航海，第二十一章人智之开明。

　　第三编近代史。第一期宗教改革时代。第一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第二章国力平均论之发端续，第三章宗教之改革，第四章宗教之改革续，第五章宗教之改革续，第六章荷兰共和国之独立，第七章英吉利新教之兴，第八章法兰西宗教之乱，第九章三十年战争，第十章英吉利之革命，第十一章欧洲人之文明及其殖民事业。

　　第四编近代史。

　　此系《政治一般》书内之目录，与原书所叙者不合，当系何种历史之目？应将此种历史向商务印书分馆问明。购取四部呈递。再，近来商务印书分馆又有新印各书，一并购呈。每种四部。《瀛寰全志》一册，附图一册(此书的英文书名为Complete　Geograhpy　with　Coloured　Maps)、《万国史纲》，《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下册，《高等学堂中国史》，《西洋历史教科书》(在当时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已包括大量的清史和时事。甚至讲到立宪。虽然没有直接反朝廷的言论，但也完全不顾不论时事的传统忌讳)，《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进阶全集》(此为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英汉对照读本English＆Chinese　Readers，from　Primer　toFifth　Readers，共5册。其中有西方儿歌，寓言，很多选自圣经，道德教育色彩很浓)，《和文汉译读本》。

　　两天后，内务府将除《英华大辞典》、《帝国主义》、《欧洲新政史》之外的其他书籍进呈，并禀告了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答复：“据云系西洋历史目录误订在《政治一般》书内。”

　　《政治一般》是一个月前进呈的27部书中的一部，光绪帝不仅已看过，还一字不漏抄下了误订其中的目录。从他列出的商务印书馆新书来看，他似乎很清楚商务的出版情况。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是张元济。张氏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散馆后任刑部主事，戊戌前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据张后来回忆，戊戌期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明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1949年9月)政变发生后，张元济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告别官场。不久，张离京到了上海。应盛宣怀之请，先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入商务印书馆主持业务，1905年商务在北京琉璃厂设分馆，这就是光绪帝提到的商务印书分馆。我们已无从知道，光绪帝是否意识到这些新书正是在当年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主持下出版的，或者他知道后有什么感想。

　　内务府继续购买最新出版的书进呈皇帝(包括那些被指定的书目)。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呈进《日本宪法说明书》、《译书提要》及《帝国主义》三种。二月初八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政治要览》等六种书，两天后被进呈光绪帝。二月十五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议会诂法》，连同从商务印书馆续购的《宪法研究》和《列国政治异同考》，三书一并于二月十七日呈进。三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法国政治要览》、《比国政治要览》、《日本丙午议会》、《日本宪法疏证》，翌日呈进。三月初七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书《英国财政要览》，三月初九日进呈。三月二十四日宪政编查馆送到政治官报局刊印的《日本官制通览》，连同商务出版的《自治论》于三月二十四日一并呈进。我所见到的这件档案记载了光绪帝在大约三个月时间内提出要看的书目，总共超过50种，这时离光绪帝去世仅隔半年。

　　在晚清史的研究中，有关光绪帝与新政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庚子年底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各项改革举措陆续展开。两宫回銮后，虽说“母子同心”，但是此时的慈禧则一变而成热心新政的开明者，光绪帝却显得默默无闻，跟着太后亦步亦趋，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心想法。这份读书单中有大量书籍是关于立宪方面的，足见他仍在积极自我准备，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一个心存希望的皇帝的形象。当然，光绪帝的内心是孤寂的。他自幼体弱多病，戊戌后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正如朱金甫、周文泉两位先生指出的：“综观光绪帝一生，乃在疾病与政治及生活上的失意中度过，疾病与失意两者互相影响，尤其是失意促使其病情日益加重……迨至戊戌事败，身遭软禁，精神几近崩溃，而病状纷来沓至，斯时精神痛苦更促使病情加剧。其后虽经御医多方调治，病情仍时轻时重，缠绵不已。”(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氵恬之死》，载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81、2382、2389页)。

    从清宫医案可以了解到，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光绪帝病发，直至十月二十一日去世，其病情并无明显好转，哪怕是短暂的恢复也不曾有过。内务府的最后一次呈书是三月二十四日，在光绪帝三月初九日发病之后，大概此时他已无精力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