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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之地，风景秀丽。一望无垠的碧绿水田，蜿蜒不息的涓流，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构筑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江南画卷。而古镇甫里（今江苏甪直镇）便是这美丽画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甫里地区不仅拥有着迷人的风光，而且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汇聚之处。自唐以降，皮日休、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吴梅村等名人大家都曾在此生活或隐居过。可以说，甫里镇自古以来便是地杰人灵之地。 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位在近代中国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个江南古镇诞生了，他就是王韬。不过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从出生那天起，王韬便开始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概而括之，他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必要，构成了他多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向传统说“GOOGBYE” 王韬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其科场失意，而后被迫佣书西舍的经历，从此之后，这名乡间秀才开始摆脱封建文化大磁场的吸引，成为 一颗充满新思想的离子。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途径，也是衡量他们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一个读书人要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本事，或者要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就必须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王韬出生于诗书之家，从小就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的熏染，同时在父辈们的重振家业的督促下，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登。 王韬少年时期十分聪慧，17岁便将秀才揽为囊中之物。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坐船前往金陵应试。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处，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腐化奢靡的气象。王韬一行恰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周围尽为青楼欢娱场所，弦管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氛围令王韬等人早已心猿意马，一点儿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了。不久，他们便将圣贤文章远远地抛到一边，一同走街串巷，寻花问柳去了。 临考前的放纵作乐只会带来名落孙山的结果，这无论对于王韬本人还是其他家族成员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王韬变得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一见到笔墨、书籍一类的东西便心惊胆颤，好多天都呈现出精神恍惚、似醉非醒的状态。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容许王韬终日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弱冠年纪的王韬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远的锦溪教书补贴家用。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书所得收入少得可怜，这更加重了他消沉悲观的情绪。于是他和周围一大堆同样是科场失意的乡间秀才们整日里与酒为伴，消磨时光，纵饮成风。王韬贪恋杯盏可以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在三更半夜叫妻子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以作斗酒之用。 酗酒不仅给王韬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纵饮也招致乡里众人的反感。应当说，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其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压抑的一种外在的宣泄。如果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王韬也许就如同中国历代千千万万个落魄文人一样终生沉沦下去。恰恰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古镇甫里的宁寂，也为众多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仕途的谋生手段。王韬也因此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涡流中，他的一生也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渐渐地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而西方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打开了几个缺口，也就是《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涌进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它刺激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般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使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开始断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从而促使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农民开始前往上海寻求新的谋生途径。源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王韬开始踏上闯荡上海的历程。 184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失去了保障。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计的担子。起初，王韬仍旧希望通过在甫里教书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设馆授徒”所得收入无论如何都不能填饱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肚子,况且，1849年江南大灾，米价暴涨，更进一步加重了王家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寻求其他的赚钱门路。恰巧此时上海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需要一名中文助手，派人邀请王韬赴书馆工作。已被贫穷逼上绝路的王韬出于无奈，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 初来乍到，王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他离乡赴沪，帮助传教士译书，是违背自己长年来所信奉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的这种“卖身事夷”的举动也必然会招致家乡亲戚朋友们的指责，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另一方面，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在家乡教书丰厚，况且家庭负担沉重，也不容许他有别的想法。因此，王韬只能忍受暂时的困顿，沿着这条被封建士人们所不耻的道路走下去。价值观念与生存需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王韬的内心如同火烤针刺一般，异常得痛苦。 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随着翻译工作的日益深入，王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和体会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真实差距。这些都促使他开始放弃夜郎自大的姿态和陈腐守旧的观念，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其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把西方人视作野蛮未开化的人种，而是把他们看成同中国人一样的文明种族。另外，他还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著作中一再呼吁中国人应当留心西学，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的十三年时光，是他从一个乡间落第秀才向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转变的最初阶段，为他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和精神磨练的机会。 二、跟世界拥抱 王韬的第二次人生挫折更是极具戏剧性，他有意作了封建社会的叛徒，无意间却化为新世界的宠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填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亏空，巧立名目，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盘剥勒索。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穷苦百姓们揭竿而起，掀起了绵延不绝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借用西方天主教教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北征东讨，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而在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由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 正在清政府为应付内乱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侵入北京，将“苦命天子”咸丰皇帝赶到了热河。而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更是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内忧外患激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也令他早年怀有“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志向再度复活。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困境的主张，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得到赏识提拔的机会，一展个人抱负。 然而，他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清政府的冷遇，不甘寂寞的王韬实在是心又不甘，于是他将矛头一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了一次冒险活动——充当起太平军谋士的角色。 王韬与太平军发生接触，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起先王韬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敌对阶级武装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要是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玕，如今已跃升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总理朝政，权倾一时。这令王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太平天国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产生了好感。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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