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著名的华人作家，他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哲理思想，而金庸本人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也同样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哲理思维来思考人生和主人公的命运。本文试图从金庸小说中的宗教情结入手，分析金庸贯穿在小说中对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哲学思维的思考。

　　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深入民间，为人所熟悉。其能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通宵达旦，挑灯夜读，除技巧纯熟，情节动人外，也于人信仰终极关怀之所在，有所启迪，而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使人既手不释卷，也津津乐道。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最主要的哲理思想是儒家、道家和佛学禅宗，儒家的学说是为人处世的东西，强调的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儒家可细分为经学和理学，经学重书本，讲章句训诂；理学重心性，讲义理修养，讲礼仪、伦常。道家的主要概念是属于哲学范畴，充分反映了古人对人类世界观宇宙观的智慧结晶。

　　道家中最突出的有无相生、相对、转换等，这些都是最明显的哲学思想。老子中不但讲哲学思想，也在讲治国之道，道家为人处世的思想在老子中也有论述，和儒家有极大区别，一个讲求无为道，一个讲求人道，后来的道教把它神化成宗教，把哲学变成了经书教条。佛学是宗教哲学，宗教与哲学本有相通之处，也着重精神的修养，但宗教与哲学最大的分别是它要求信仰，这在对哲学必须解答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可以清楚看到。我们谈论最多的佛教派别是中国化的禅宗。中华文化有一个特质，那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互相借用是一明证，宋开始的三教合一观点又是一明证，这样我们接触到这三家的思想时往往已是很多要点已经互补长短，并且“三教合流”后的思想成为许多中国人和中国文人的基本意识原则。

　　中国的文化人无论在生活上、思想上，他们的潜意识中自然或不自然的接受并体现着这些思想。几千年来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一朝经济天下，青史留名，然后退隐山林（也就是笑傲江湖）。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种浪漫的理想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人几千年的梦。读书人用儒家入世，用道家出世。金庸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他在不断批判修正正统儒家观念的同时，思想上也透露出这种梦想，在小说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种传统文化的血脉，并在他的小说中不断地去实践着这个梦想。而陈家洛、袁承志、郭靖、张无忌、萧峰、令狐冲等人物都正是金庸这个梦想在他小说中的体现的过程。

　　一、金庸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和失败

　　金庸的宗教思想实质上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开始是采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哲学来塑造他的梦想。

　　在对儒家彻底失望后，金庸开始人生哲学的探索之旅。中国传统的哲学是道家、儒家和由印度传入而被本土化的释家，也就是佛教。

　　金庸的首部侠作《书剑恩仇录》亦称《书剑江山》。从名字上看充满了儒生的诗卷气,而其中的主人公陈家洛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 主人公陈家洛无论是对待对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爱情，还是在对待反清的事业上面都是优柔寡断，无法取舍，以至于最后造成了爱人的枉死，事业的功败垂成。正是秀才造反,十年难成；秀才恋爱,误人误己！其中虽提到道家之“庄子”,更从庄子的《逍遥游》中领悟了高超的武功，但从陈家洛所领悟的角度来看，也仅是从儒生对庄子文章的角度欣赏其神思华美、虚灵缥缈而已,并未入门。如此十足儒生气的主人公,在其后作品中再未出现。其后的《碧血剑》、《飞狐外传》、《雪山飞狐》系列,一直到《射雕英雄传》之前,都是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阶段,不过是从小儒到大儒,从文彩飞扬的小儒生如陈家洛,到近乎文盲的朱家、郭解之流的大侠客胡一刀、苗人凤、胡斐,其间小说主题包含较多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忠义思想，尤其是陈家洛在《书剑恩仇录》里仅仅是为了汉人的江山而反清，如在第十一回“高塔入云盟九鼎，快招如电显双鹰”中陈家洛对乾隆道：“正是，做汉人的皇帝，不是满清的皇帝。”正明明白白体现了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碧血剑》中李岩对李自成的失望和尽忠义之死，尤其是在第二十回“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中李岩叫道：“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张，万岁爷待我不薄，‘造反’二字，万万不可提起。”然后从容自尽的一段，虽然能够给读者以感动，但其中的思想却比较狭隘，没有脱离儒家的忠孝节义和家国思想。由于金庸本人此时所遵循的武侠的思路是来自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中那些春秋战国时期和汉朝的侠客。因此在小说中打下了深深的儒家侠客的烙印。

　　二、金庸的道家思想的体现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已由儒入道。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对道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将天下第一神功《九阴真经》和天下第一高手王重阳都定位于道家，并对宋朝时期的道家作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其实，这很自然，因为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的一种与儒家对立却又比儒家历史悠久并曾经辉煌过的哲学理论。在金庸没有在儒家思想中寻找到自己的思想通路，而他又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思想通路。由于小说的目的是表现人和社会中的人，因此由文人而哲学化的人，都很难抛弃“人性”或“人”，因为他们毕生都是在写人，人的转变；人性，共同的人性。但是，道家的哲学的要是要摒弃人的个性，而找到万物的通性。这是作为文人的金庸所难以接受的。所以，金庸并没有在小说中全盘体现道家的思想，只是采用了道家向往的自由自然的生活的隐士态度，例如，追求自由自在的令狐冲，苟且生存的狄云等人物。因为，隐士的行为中包含有老子小国寡民，无为以治天下的思想。

　　《射雕英雄传》是以《九阴真经》为主线索的,道家崇尚阴柔之道,九为极数,故《九阴真经》是至阴之道,道家之学。《九阴真经》的起句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此句出自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道”章,《道德经》为道家内练之学的根本经典,《九阴真经》可能即指《道德经》,《九阴真经》的作者姓黄名裳字元吉,此名出自《易经》中“坤”卦中的爻辞,指阴柔顺美之意。

　　而清代四川富顺之内炼大师亦姓黄名裳字元吉,其弟子所编之《乐育堂语录》可证其修为见地颇高,《九阴真经》亦可能直接指此人之学。

　　王重阳门下被称为道家之北宗,主重清修心性,近乎佛家之禅宗；而稍早前宋代之张紫阳嗣下被称为道家南宗,主重双修性命,近乎佛家之密宗,其门下更是龙象辈出,如白玉蟾等。金庸重心性轻生命,是为未窥道家之北宗门径。金庸虽然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把全真七子贬低至近乎无能,其实丘处机见地与修炼虽有所不及，但行证功夫却高,他曾数年不懈赤足背人渡河,以为行证,他与成吉思汗的交往更是救人无数；因而在中国古代的神仙传说中丘处机甚至成为了“四大天师” ，可见丘处机在宗教中的地位和能力。而马钰，孙不二夫妇更尽得王重阳真传，在神仙传说中孙不二是全真七子中最早得道的。在《射雕英雄传》之末,成吉思汗问仙道于丘处机,而丘处机教之以人道,如此并无不是之处,但可推测金庸的并未真正入道家之门。只不过是理入而行未入!其后的《神雕侠侣》是金庸之哲思难以超脱情思的反动之作。小龙女就是典型代表。

　　小龙女是在古墓中清修心性之人，小龙女之所以动人,完全是利用了读者的“圣女”情结,后来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的圣女形象和最终成为波斯明教圣女也近于此。小龙女没有名字,也无父无母,在古墓里面清修武功和仙道,使小龙女具有那种神仙式的圣女形象,仿佛是庄子中的姑射真人的形象。在《倚天屠龙记》中开卷所用的丘处机的《无俗念》词描写的小龙女的形象就是“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才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在小说中金庸写小龙女的失身情节，其目的类似于在制作维纳斯雕像,制造一种缺陷美和遗憾。因为小龙女的形象太完美了就会成为不真实，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现实基础，清修当然难以维持。但让常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让尹志平来担当这个角色, 因为在道家的传说中，尹志平是道家北宗中最杰出者之一。可能尹志平代表金庸的道家哲思一面,而杨过代表金庸的人性情思一面,二一添作五,让尹志平得其贞,杨过得其情,皆大欢喜。在《神雕侠侣》后期,金庸的思想已开始入佛了。在《神雕侠侣》中第二十一回“襄阳鏖兵”里对忽必烈说的“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正是佛家悲天悯人的思想，在这里没有了儒家的家国，也没有了道家的逍遥。

　　金庸喜欢用武功的代表来体现他的思想。在研究过《道德经》创造了空明拳之后，在读过《庄子》写了逍遥派的神仙人物后，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将绝顶武功给了少林的扫地老和尚，从此，再没变过，绝顶的高手都是佛门的人物。

　　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归向了佛家的禅宗。《倚天屠龙记》的主线是《九阳真经》，即至刚至阳之学,《九阳真经》是写在梵文《楞伽经》的夹缝中,实际上即指《楞伽经》,禅宗有云：楞伽印心。《楞伽经》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从初祖达摩开始，至五祖弘忍之前均以此经为主修经典,至五祖之后才改为《金刚经》,即能断金刚无坚不摧大智超度彼岸之经,亦合《九阳真经》之名。因为在一般概念上的禅宗注重心性修炼,而不太注重修身,虽然《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道家主张双修的张三丰,但文中此张三丰以太极拳剑出名。不过金庸到这个时候已悟到佛道同源,在《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武功与武当、峨眉的武功均与《九阳真经》有关。到此金庸虽在思想上有了飞跃,但仍然没有超脱。写《倚天屠龙记》时，从张无忌对人生和仇恨的态度上的“无为”和对张三丰的推崇来看，金庸对道家的兴趣高过对佛家和儒家的兴趣，但他并没有真正去思考道家的思想和哲学。对释家的少林神僧空见，他很是推崇其做为，尤其是对他舍生点化谢逊的行为。对张三丰，金庸一直处在想写却无从下笔的状态下，因此，张三丰的戏并不算多。而最终，本来该以“无为”而成功获取天下的张无忌还是被一些济世救民的，很儒家化的光明顶侠客形象所成全。全书的思想不伦不类，没有思想哲理中心。

　　在道与佛上未能解脱后,金庸只好又从一个文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在小说中又重新开始反思人性。

　　其后的《连城诀》,反思人性之丑恶；《白马啸西风》反思人性之纯良及民族主义等人类鸿沟对人性的伤害；《鸳鸯刀》反思仁义。看似退步,却是以退为进,此三作之主人公均没有恢宏确定的历史背景,更近于纯真自然的人。类似于道家率性而为的“真人”和佛家的悲天悯人。

　　在哲理上，道与佛虽未尽通,对人却加深了认识。到《天龙八部》时,金庸已经开始领悟。因此在本书中对宗教的探索无疑是最成功的。从所用的名词上来看，天龙八部，大理佛国，都是很佛教化的词汇，可写《天龙八部》时，跟写在《射雕英雄传》以后的书时一样，金庸并没能在儒家后归属于什么完全类型的哲理思想。

　　在书的最后，写了萧峰的舍己为人，也是一个大侠。但可以说，萧峰式的大侠和郭靖式的大侠是有区别的，萧峰跟郭靖的最大区别在于郭靖很有原则，儒家家国和入世为民的原则。而萧峰的伟大是自发的，淳朴的善良之心，在二十七回“金戈荡寇鏖兵”中萧峰对“打草谷”的行为所发出的思考，“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为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骂你宋猪？”和在第四十三回“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中对慕容博所说的：“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

　　这些话都非常具有佛家的味道：千江有水千江月，佛在天上，人心中有水，便可以有佛。可以说萧峰只缺个人来点化，不然，他会成为济世救人的活佛。他虽没成佛，但化解了民族偏见，这是佛的行为。从人物的结局看，萧峰在历经了世间最深沉最激烈的爱恨情仇、荣辱得失后，象征着作为“人”的道路已走到了尽头，当两支断箭插入他胸口的一霎那，萧峰已经用另外一种形式达到了成“佛”的境界。段誉、虚竹的不期反得，慕容复的追逐迷失，这些隐喻中的佛教禅机，遥远而又现实。

　　《天龙八部》中最为难得的是金庸居然可以把一本贯彻佛家思想的书写得如此荡气回肠。其中虽有人间情爱,但已不是《神雕侠侣》中那种生死不渝的男女爱恋为主题,更多看到的是病态的爱，如段正淳的滥情之爱,阿紫对萧峰的极端占有之爱,游坦之的极端崇拜迷恋之爱等；其中亦有恶,但为恶者也是可怜人,是环境逼使其作恶。如老大段延庆是对权力追求之恶,老二叶二娘是失情失子情之恶,老三南海鳄神是为了排名前后之恶,老四云中鹤是对色欲之恶；其中亦有侠,但此侠非彼侠,萧峰之死和郭靖殉国不同，萧峰的行为和思想足以使全人类警醒,使读者人性升华。此时金庸已完全超脱了民族主义,忠义,情爱,善恶等狭隘的思维方式和理念。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已经在用佛家的慈悲法眼,来观照众生百态。《天龙八部》之名即指苦海中之众生百态。

　　此后开悟的金庸,感于文革之乱,又以佛家的慈悲法眼来观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反思人性在历史大潮中挣扎的无奈与辛酸。写了《笑傲江湖》。在写《笑傲江湖》时，金庸该信佛教了，或者说，他对佛学由了解转入研究，并很有了心得。对佛教的“顿悟”有所了解。表现于《天龙八部》中鸠摩智的反应。鸠摩智本就是个通读佛经的高僧，可他并没有佛心，一味地抢夺武功秘籍和强横地要将段誉烧死来祭慕容博。这一点与不懂佛的萧峰形成鲜明的对比。萧峰出身少林，是否有什么暗示？在《天龙八部》中，金庸提及少林武功要以佛心化解，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的金庸并没有信佛。他认为佛家的理论比道家及儒家有理，更贴合与他自己对人生价值观的看法。可他没有盲目的信奉，在《天龙八部》中，他对佛家的几个人，尤其是五台山的清凉寺方丈神山上人的描写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佛教徒是没有禅意的，神山上人是带着对少林的怨恨和对少林武学的贪婪而来的。

　　顿悟，是佛家的一种修行方式，它起源与六祖的一个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属于修行方式，在佛学中是与渐悟相对立的。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悟佛所强调的是“佛”并不是“悟”。无论用什么方式，最终是要得佛的。对佛家的“顿悟”描写，第一个是《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可谢逊的顿悟更像是为了迎合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而远没有《天龙八部》中的震撼效果。

　　所以我认为当时的金庸对佛家还处于感兴趣的阶段。而在《笑傲江湖》中，则全然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佛的哲学，那不是像顿悟渐悟这样的单纯，这样的浮层表面。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完全用了佛学的观点：全书处于绝对的因果关系下：

　　刚开篇，林平之的遭遇是因为他的祖先很了不起，而他的父亲则是个持金过市的顽童，人人得起异心。左冷禅的野心，起于五岳剑派无出其右者，令狐冲得到任盈盈因为他受了足够的磨难。方证大师说令狐冲有“法缘”一是不学易筋经则死，二是到了少林，“法缘”及是因，得易筋经则为果。这种因果的关系，构成了佛教对人生种种的解释，是佛教的基本学说。

　　万物的归结，人生的目的，在佛教看来，是空的。任我行和东方不败挥喝日月神教的英雄豪杰，可谓不可一世之极，到头来不过是耀眼的光芒之后带来的无边黑暗——死亡。

　　《笑傲江湖》中一部正非正，邪非邪的作品，金庸在小说中狠狠地讥讽了那些仁义礼信的道德观，把令狐冲和岳不群摆上了鲜明对立的地位。老子有一句预言般的话：“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事实上，孔子言仁，孟子并举仁义，荀子说礼，到了李斯就乱天下，这叫做一蟹不如一蟹。所以金庸没有必要再去写什么儒家大侠，金庸写令狐冲，集中体现他的任情、率性、坦诚，他喜欢不受约束；他说自己从不读书；他没有任何权欲之心，他也从不为世俗功利所动；他放任情性随意人生，但他至始至终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他鄙视礼教，只是他想寻求自己真正的自由；他不必去谈什么入世出世，也不必在乎别人眼光，因为他只求无愧于天地，这种天性人格完全是道家无为、逍遥、绝学、弃智的境界。

　　其后的《侠客行》,主题即是无我。狗杂种石破天在本书中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无欲,无名,无利,无我,只是其中偶尔有亲情、爱情时还有一些愁绪,菩萨说：心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老子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居,故无尤。至此金庸已接近无我的境界了。

　　最后金庸写的《鹿鼎记》则近于无色无相,韦小宝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大侠，甚至连人品都不能算好。但韦小宝却得到了超乎其梦想的情况。但由于本书已经超脱了一般武侠小说的规范，对于这本书的思想哲理的探讨上，很多人都指鹿为马,不伦不类,但又无不被《鹿鼎记》的内容和思想所包括。证明此时金庸对佛家思想的研究和运用已入化境,游刃有余,不着痕迹。而至此金庸宣布封笔,自言黔驴技穷。

中国文人一再企图透过文化离轨者“侠”，来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找到另一种义理的可能，由于金庸在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他对这些传统文化的理解来书写武侠小说，并且把武侠小说带到一个很难令后人超越的高峰，因此，金庸却把侠世界搞幻灭了，也把侠世界中宗教哲理的理念给发挥到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