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流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之一。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扎进中国古籍经典中，寻觅东方古国的历史轨迹，考证先秦诸子的真知灼见，探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在此过程中，他们找到了自己认为可与基督拯救精神并列的儒家文化；同样，在中国的古代圣贤中，他们发现了可与基督耶稣对话的圣贤——孔子。

　　传教士对孔子的评说主要集中在伦理、文化、宗教信仰三个方面。首先，在伦理层面上，传教士普遍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在思想深度和影响上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媲美。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最完美的道德体系，而孔子比其他任何一位古代圣贤对善良行为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丁韪良明确指出，孔子是一个伦理道德教师，他提出的格言如同“金科玉律”，是儒学思想的首要原则，他倡导的仁爱与谦恭是所有美德中的重中之重。丁韪良还认为孔子的学说体系同基督教非常和谐。明恩溥给予孔子的评价也非同一般，说正是孔子的教训使得中国人有着人类不依赖于神就能提出最高水平的道德法则，其水晶一样的信条一直是从历史上所能得到的最丰富的遗产。其次，在文化层面上，理雅各曾说孔子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因为“对他的品格和观点研究得越深入，我就越尊重他”。花之安则认为，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学者”，是一个具有政治本能和社会感情的人。卫礼贤对孔子的学说尤其推崇备至，“凡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人只知道爱国，其“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第三，在宗教信仰层面，传教士对孔子是否有宗教信仰有一些歧义。有人认为孔子是个无神论者。比如马礼逊称赞孔子是“一位智者和正直的人”，但他的教训不能称作宗教，因为孔子“不承认将来有天国的存在，也不承认人们对造物主应有的责任。正是这种无神论思想，成为中国公众信仰的基础，导致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骄傲和不敬神”。而丁韪良认为，孔子的宗教态度长久以来受到人们误解，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像孔子那样“虔信宇宙之道”，孔子关于“天”的概念既有道德约束又有天意内容。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提出，孔子是上帝在中华民族挑选的一位伟大先知，他的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他担负了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传教士认同孔子的实质性表现是通过他们对儒学经典的不懈研究来传达的。这种认同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上。他们认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许多精湛言辞与基督教伦理极为吻合。儒学伦理的长处重在“五伦”、“五常”的和谐、均衡。林乐知在《消变明教论》中所说的“耶稣心合孔孟”，其重点即在伦理观的吻合:“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诫旨有相同者”。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以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对中西伦理进行对比分析。理雅各则强调说，儒教关于人的道德责任的教义是很有价值的，从“它所津津乐道的四样东西——学问、伦理、忠诚、真实的后三样来看，与基督教中的摩西法律及福音书的论点完全是一致的，这些信条影响下的世界必将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传教士对儒学中的某些具体内容尤为称赞，并与基督教相关内容作了沟通。如麦高温颂扬孔子倡导的忠、孝等观念，孝：“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小生长在中国，他便不可能理解这种伟大的美德在这位圣人的教导下是如何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忠：“这个字眼经常激发在懒散的表面下深藏的民族之心，激起那郁积在心中沉睡已久的热情”。另外，安保罗指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也是基督教倡导的个体之人“守身之金箴”，耶稣教导其门徒“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其要义概括为一个字就是“恕”。总之，“孔子之高超远道，与基督教诲人伦常之道相合而无相背矣”。

　　传教士从敬拜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中国人的祭天和崇拜孔子现象的异同作了考察。他们发现尽管中国人的祭天与基督教的仪式较为接近，“这一仪式无论从其整个的特点，还是从其具体的每个环节看来，都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这种隆重的仪式只是皇帝的特权，严禁庶民参加，尤其是女性不允许出现在天坛附近。不过，传教士发现中国人的孔子崇拜并不具有神性崇拜的意义。在作为儒教上层文人唯一的庙宇——孔庙中，孔子被奉为“圣人”，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崇敬，但是人们并没有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尊孔并不具有宗教崇拜性。丁韪良指出，在中国“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丁韪良也认为，孔子虽然不是“神”，但是他“承天命以匡万世”，在道德和影响方面跟耶稣最为相近。因为他的一整套道德准则给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信仰以及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一条纽带。

　　传教士对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法思远在其主编的《山东》一书导言中说，“孔子所教导的高尚的道德信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铸造了中国的文明，并且通过中国影响了更远的东方。与之相比，基督教势力之外的其他任何伦理体系都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它的高度。”理雅各称赞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马礼逊也承认，孔子的一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的箴言被历朝帝王奉为“万世真理”。传教士对孔子的肯定和赞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作为西方人中的特殊群体，传教士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入剖析，察国人之不察，鉴国人之未鉴，能够引起国人的反思。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好比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我们的民族性格，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