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特殊的骂人法，即高一声低一声叫喊对方父祖大名。在僻远的乡村，如果碰巧的话，现在还能见顽皮的小孩儿在这样干。至于为什么父祖之名不能乱叫，叫骂人家父祖名字的童儿，以及其它乡人，并不一定清楚原委，只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把规矩传下来了。那些很难再找得到，老得不能再老，捏着毛笔的手直发颤，只会写繁体字的白头发、白胡子老头，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当他们应邀到别的人家，给人家过世先人写寄冥钞的包裹封皮时，竖排写下“故顯考×府老大人”八个繁体行书字之后，笔锋会向右移过半个字的位置，端端正正再写一个楷体繁写的“諱”字，然后再把笔锋移到正常的位置，写那阴间收钱人的名字。
　　
　　这就是避讳。准确一点说，这就是避讳的一种：避家讳，或曰避私讳。
　　
　　避家讳在中国源远流长，是极受重视的。《古文观止》一书收有唐文《讳说》，作者是文章大家韩愈。韩愈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因为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认为“晋”、“进”同音，考进士触犯了他的家讳，所以不想参加考试，后来经韩愈写信劝说，才进了考场，考中了进士，不料却又遭到与之争名者的恣意毁谤，不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多少也波及到了劝说他参加考试的韩愈，于是韩愈专门撰文说道关于讳的问题。宋王谠《唐语林》载，唐朝有个“韦有冀尚书”，因“家讳‘乐’”，竟然“平生不饮酒，不务欢笑”。《容斋随笔》中有两篇关于家讳之文，其一为《家讳中字》篇，明言“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文中举例，有个官员李仁甫，朝廷赠其亡父官衔为“中奉大夫”，他向朝廷请示说，他的父亲名“中”，“中奉大夫”犯了他的家讳，盼望用以前的官制名称改赠为“光禄卿”。其二为《士大夫避父祖讳》篇，讲朝廷曾为让官员避家讳，改过署衙之名，“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有人因官名触家讳而辞官不作，“吕希纯陈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辞”。清金埴《不下带编》一条笔记云：“私讳古人所重。闻触父名则往往足不及履，徒跣而走。”文中转载《南史》所记二事，一为宋帝说谢庄不同凡响，“殊有凤毛”，有个武官不知道“凤毛”乃是一个比喻，以为谢的身上真长有凤凰的羽毛，专程上门找到谢：“至尊说君有凤毛，可见乎？”而谢之父名“凤”，谢一听到武官之言，顿时赤着脚回头就钻进后室去了；一为晋陵地方长官王亮的父亲名“攸”，有个部下“性粗疏，好犯亮讳”，王亮受不了，只好想办法请他走人，那人临走之时，去道声对不住，顺便问王的家讳是“有心悠无心攸”，又犯了王之家讳，王亮也是“不履，跣而走”。另一条笔记则记载了明朝里一件避家讳的事。皇帝准备提拔一个宰相，让人起草诏书，起草者文中誉被提拔者为 “国之瑰宝”，皇帝寻思了半天，说其人之父名“瑰”，“朕不欲斥其父名，卿刊削之”。
　　
　　纲常之中的父子关系固然重要，但其毕竟还是为摆正君臣关系作铺垫的。既然父祖之名作为家讳要规避，帝王之名作为庙讳，就更要避了——如果不避庙讳，被治个大不敬的罪，脑袋可就要搬家了。

　　实际上，避讳也是从避庙讳开始的。《容斋随笔》之《帝王讳名》篇，对周至宋约二千年时间里，避庙讳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粗略描述。“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不过，那时“只避之于本庙耳”，并不避前王之讳，而且本庙之讳避得也不严格。他举例说，周成王时，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之诗句，而昌、发为周文王、周武王之名，即成王父祖之名，证明当时不需避讳；周宣王名诵，而当时有“吉甫作诵”之句，证明不避本庙之讳也可。但到了秦始皇的时候，避讳的范围和程度就广深得多，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结果“称楚曰荆”，这是地方名称开始避讳了；“其名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这就是开始“避嫌”了，即避讳不仅避本字，而且开始避同音字、谐音字。到了汉代，“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开始广泛使用以别字代替所讳之字的避讳办法。那时避的仍然还是所讳之本字，但十分严重的是将避讳提到了律法高度：“吏民讳者有刑。”李世民还算开明，“在位之日不偏讳”，也就是说，只要不世民、世民两字连着叫，世民、世民两字连着写，单独说写世字和民字，并不算触讳。当时民部仍然叫民部，虞世南、李世勣俩位大臣在朝也未改名。到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手里，民部就改成了户部，李世勣也只能叫李勣了。秦始皇所自避之“嫌讳”，在韩愈生活的唐德宗时期，还局限在宫闱之内，而且宫闱之内也只“嫌讳”皇上之父名。文中引韩公《讳说》文字说，“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注：即李渊、李世民、李隆基等人名字的同音、谐音字）”，“惟宦官宫妾，乃不敢方及机，以为触犯”。宋朝避讳避得就有些邪乎了，“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洪迈老先生在文中就避了四个字的讳，避讳的方法采取了拆字与注音两种方式，“太祖讳字内有从木从匀”，“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高宗讳从勹从口”，“真宗讳从心从亘，音胡登切”。

　　（避家讳与避庙讳之间，还夹着一个避尊讳，即一般不直接道说自己的老师、长官、前辈等师长之名。《容斋随笔》之《家讳中字》篇载，有个叫李愿的人当着“提刑”官，当时人们私下里都把“提刑”称作“太中”，而李愿之名也为“中”，部下都不称其为“提刑”，而称作“通议”。此当为庙讳与家讳的一种杂交变种。）
　　
　　家讳、庙讳都是名讳，到底如何来避，本来是有成文规矩的，即《容斋随笔》之《士大夫避父祖讳》、韩愈《讳说》都曾提及的，儒家坟典《礼记》上的原话——“二名不偏讳”，“不讳嫌名”。但是，皇上和父祖对臣民和子孙来说，都是绝对权威，避讳既然开了头，皇上享受了不被臣民与子孙称名的特权，自然这特权就越大越好，而臣民与子孙既然让出了直呼皇上、父祖名字的权利，为了表忠显孝，自然也是希望让出的权力越多越好。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虽然韩愈在唐朝就对过度避讳进行过揶揄，说“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为杜度，此其字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 ？说“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但偏讳、嫌讳依然能够长讳不败，不断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