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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余、予，俺、咱，都是“我”，第一人称指示代词。但我们中国人聪明啊，指代自己时，还有很多称法。 民国广益书局编辑的《古今笔记精华》卷二《事原》中，一口气就考证、罗列了四种“自称”法的源头。谓自称“下官”始于晋，说《晋书》载，成帝时，庾亮写信给郄鉴，道“公与下官”如何如何。谓自称“卑职”自宋已然，说元朝程棨《三柳轩杂识》载，宋淳熙年间，朝上君臣开玩笑，皇上戏言大臣高昙“不为高谈”，另一大臣以此为上联，对了下联“卑牧且为卑职”，原来当时“武臣见知州要自称卑职”。谓自称“小生”始于唐，说唐朝书法家李阳冰自己评价自己的篆书：“斯翁（即李斯）之后，直至小生”。谓自称“晚生”始于宋，说明代智旭《见闻录》载，吴黯状元及第后，回乡拜访范仲淹称：“某晚生偶到科第，愿受教。” 称呼自个不说“吾、余、予”，不说“俺、咱”，不说“我”，却说“下官”、“卑职”、“小生”、“晚生”，有一层谦恭的意味在里面，于说话、交往的对方，是一种尊重。不过，还有一些“谦称”，其所含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谦恭了。如“臣”、“微臣”、“奴才”、“小人”、“臣妾”、“奴婢”、“贱妾”、“草民”、“小民”……这些自称，就包含了等级与人身依附之关系。 还有一些高高在上的，代替“我”的自称。 “朕”、“寡人”、“孤”，这些是随便自称不得的，不然，脖子上面用来吃饭的家伙，就会成了人家晚上小解的夜壶。还有“本王”、“本官”、“本府”、“本钦差”、“本老爷”、“本大人”，这些用来自称，身份也必须是“王”，是“官”，是“府”，是“钦差”，是“老爷”，是“大人”。胡乱自称了，即使脑袋不掉，屁股大约也得开花。 “我”，这个简简单单，明明是指自身的字，其实是不能随便自称的。要想随心所欲，开口就称“我”，得有条件。 《梦溪笔谈》卷十八第一则笔记中，讲了宋朝时的一个人中异数。这人姓许，是个求道算命（说不定还炼丹）的“方士”，其“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以至时人给他取了个浑名，叫“许我”。这人“言谈颇有可采”，“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在当时名气肯定是很大的，以至当时的丞相贾魏公也想见他，“使人邀召数四”。许我接连拒绝了丞相数次，后丞相“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终于上门来了，他骑着驴直接就朝丞相府上闯，守门的当然不干。许张口说话便是“我”字当头：“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果“不下驴而去”。守门的追不回来，只好去告诉丞相。丞相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丞相感叹道：“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这话说得很清楚了，要想随心所欲说“我”，其基本要求是“无求于人”，如能“以道义自任”，那就更是无话可说了。 “无求于人”，谈何容易。在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要活下去，如何能够做到“无求于人”？立锥之地总得有一片吧？那地却是人家的地。而且一生下来，由不得选择，就是人家的“臣”，“王”早在被顶在了头上。那“许我”“无求于人”，难道他敢说他无求于皇上吗？所以，“许我”能在丞相面前说“我”，在皇帝面前确定是不敢说“我”的——除非他不要命。 至于“以道义自任”，不知那“许我”自任的是何“道义”：皇家认同的抑或是反对的？皇家认同的，那“道义”要“许我”“自任”不“自任”哪里又打什么紧呢？（古往今来，就是那些谋叛的“逆贼”，举的旗帜上面写的，何尚又不是所叛皇家之“道义”？）反正他与那被他视为蔑如的公卿，都是一丘之貉，口里虽然在说“我”，心里其实还是没有“我”。 如果是皇家反对的，那“道义”要“自任”，那可就真了不起了，不仅口里说的是“我”，心里真的还有一个“我”了。但“许我”自任的“道义”，肯定是皇家的“道义”，否则，不敢随便说“我”的丞相贾魏公，绝对不敢一遍一遍邀其上门。皇家反对的“道义”，是不好“自任”的，同样——除非他不要命。 真正要在口里、心里说“我”，原来是性命攸关的啊。 自皇帝被撵出紫禁城后，人们真幸福，可以随时随地说“我”了。只是，嘴里说“我”容易，心里有“我”却难啦。那个叫郭沫若的先生，原本是嘴里说“我”，心里也有“我”的，后来心里的“我”化成了一百朵花儿。还有那个笔名鲁迅的先生，幸喜去世得早，不然的话，心里的“我”如果不化成向阳花儿，结局当会像某个预言，进监狱对管教说“我”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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